1939年春，在西北蘭州城的八路軍辦事處，來了兩個衣衫破爛、神態疲憊的年輕女性。經過自我介紹，年紀大一點的叫王泉媛，是紅軍西路軍婦女先鋒團團長，小一點的叫王秀英，是紅軍西路軍婦女先鋒團戰士。她們是當天從一個叫馬進昌的馬家軍團長家冒險逃出來，一路奔走90多里來到蘭州，才找到八路軍辦事處的。

原以為找到了辦事處就是回到了娘家，但辦事處工作人員的回答卻像一盆冷水當頭澆來。工作人員告訴她們，對西路軍失散的人員，上級有指示：離隊一年的收回，兩年的審查，三年的不管。八路軍辦事處沒有收留她們，給了她們5塊大洋。

王泉媛是吉安縣敖城鄉滬富村人。1930年，共產黨發動了“敖城暴動”，王泉媛參加革命，先后擔任吉安縣少共區委婦女部長、湘贛省婦女主席團副主席等職。1934年入黨，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隨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在長征路上，王泉媛與王首道結婚。婚后第二天，兩人就因為工作分開。同年，王泉媛任四川省委婦女部長。到陜北后，王泉媛被編入紅四方面軍，1936年10月被任命為紅軍西路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

在一次戰斗中，為掩護主力撤退，王泉媛率部阻擊敵人，因寡不敵眾，受傷后被俘。算起來，她們離開部隊兩年了。這兩年怎么過來的？別人不知道，她們自己清楚，那是歷經磨難、生不如死。

幾十年后，王泉媛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這時候，是我最痛苦的時候。敵人打我，我沒有哭。歷經艱難逃回來得不到黨組織的信任，我痛苦至極。部隊打散失利我沒有掉淚，可這回得不到黨組織的信任讓我掉了淚。

王泉媛跟隨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用雙腳走完了長征。無奈， 只得沿著當年長征的路，又走了一回長征，一路乞討回到了家鄉。

1942年7月，當王泉媛輾轉3年回到江西老家吉安縣時，一身破衣爛衫，人也脫了形，家里人都不認識她，鄉親們也說她不是王泉媛。在她準確地說出以前家里的情況后，母親才相信這就是自己的女兒。這一年，王泉媛才29歲。

回到家鄉的王泉媛想找到家鄉的黨組織。但紅軍離開后，家鄉黨組織轉入地下活動，情況發生很大變化，王泉媛一直未能和黨組織接上關系。她在娘家開了一家飯店，以此為掩護，暗中尋訪中共地下組織，但一直未能如愿。

1948年8月，王泉媛與泰和縣早禾市劉瓦村劉高華結婚。1949年秋，泰和解放，她先后在津洞鄉、禾市區工作。1951年， 因丈夫被誣告人獄受株連。1962年平反后，擔任大隊婦女主任、生產隊長，后調公社工作。

1962年春節后不久，朱德、康克清夫婦重上井岡山。長征途中曾與王泉媛一起三過草地的康克清也一直千方百計尋找她的下落。這次，闊別27年的戰友重逢，格外激動。康克清對吉安地委負責同志說：“王泉媛同志我了解，這么好的同志該讓她出來工作。”

這年冬，王泉媛擔任泰和縣禾市鎮敬老院院長。至1971年，她先后收養過7名孤兒把他們培養成人。

“文化大革命”期間，王泉媛受到沖擊和迫害。

“文革”結束后，她的處境逐步得到改善。1981年，她應全國婦聯邀請，參加第五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曾任江西省政協第四屆委員。

1989年，在中央和江西省委的重視下，組織為王泉媛落實了政策：軍齡從1930年算起，黨齡從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級待遇，行政14級。這一年，王泉媛已76歲高齡。

當年，王泉媛參加紅軍，加人中國共產黨，跟隨紅軍長征，成為紅軍西路軍婦女先鋒團團長，歷盡艱險和生死考驗，她并沒有想到自己要享清福，而是像千千萬萬個共產黨人一樣，為了一 個堅定的信念；戰事失利被俘，寧死不屈，逃出虎口尋找組織，再走長征路回到家鄉，并用了 40多年的時間尋找黨組織，重新成為一名紅軍戰士、共產，還是為了當初那個信念。

2009年4月5日，王泉媛逝世，享年96歲。

她用一位女性柔弱的身軀和波瀾壯闊的一生，證明了共產黨人堅定的信念。

1930年11月底，遂川縣十三鄉蘇維埃政府赤衛隊隊長曾保華接過兩枚印章：一枚上面刻著“遂川縣全安鄉蘇維埃政府”的 字樣；另一枚刻著“遂川縣第三區第十三鄉蘇維埃政府”的字樣。 看到這兩枚印章，曾保華臉色凝重起來，他知道，這兩枚印章是紅色政權的象征，也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憑證。要保護好這兩枚印章，這個任務不輕。他把印章小心地藏在自家屋梁上。

遂川屬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早在大革命時期，這里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幵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并成立了遂川農民自衛軍。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于1928年1月攻占了遂川縣城，建立了遂川縣工農兵政府，隨后，各鄉相繼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昔日社會最底層的工人、農民、士兵現在掌了政權，打土豪，分田地，這讓以蕭家璧為首的遂川縣反動派恨之入骨。

1930年底，紅軍撤離遂川，遂川縣的反動地主武裝頭子蕭家璧帶著反動民團，對根據地人民進行了瘋狂報復。他們來到西莊大肆捕殺共產和蘇維埃政府，追查蘇維埃政府印章。

西莊鄉的和許多革命群眾都知道，這顆象征著紅色政權的大印藏在曾保華家里。可是，大家誰也不肯透露半點風聲。

敵人見問不出結果，露出了兇殘的本色，大開殺戒了：

鄉蘇維埃政府主席李幫萬被槍殺，他的父親、妻子被綁走， 他們沒有說；

農民李耀琦被抓去嚴刑拷打，直到被打死，他也沒有說。

敵人沖進曾保華家，將他五花大綁，逼他交出印章。曾保華對這些匪徒怒目圓睜，大聲說：“我死也不會把印章交給你們 的！”敵人用刀朝著曾保華的脖子、手臂上一刀刀砍下去，鮮血像箭一樣從曾保華身上射出來。曾保華胸膛高挺，大聲高喊：“毛委員領導的工農革命一定會勝利！蘇維埃政府不會饒恕你們的! 人民不會放過你們的！”

敵人對曾保華無計可施，殘忍地殺害了他。

接著，敵人把曾保華的妻子，共產、婦女主任郭桂英和他們13歲的兒子曾長生綁著，推到曾保華的尸體前，威逼他們說出紅色印章的下落。郭桂英怒罵蕭家璧：“蕭屠夫，要命有一條, 要印章，妄想!”

敵人氣瘋了，將殺豬刀將郭桂英捅死，用鋤頭將曾長生活活打死，并將他們一家三人的尸體澆上煤油焚燒……

大印保住了。

現珍藏在遂川縣革命紀念館的印章，見證了遂川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為革命事業的不怕犧牲精神以及對信仰的不屈信念。

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在根據地有很多很多。

由此可以看到，無論在大革命疾風暴雨的沖刷中，還是在北伐的槍林彈雨中；無論在大革命失敗后的腥風血雨中，還是在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大大小小的多次起義中；無論在井岡山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崇山峻嶺中，還是在長征的漫漫征途中；無論在遍布全國的抗日戰場上，還是在解放戰爭的各個戰場上，都有著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在為自己的信仰英勇奮斗，為堅守自己的信念流血犧牲。

1927年犧牲的共產黨人和烈士有30萬；

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紀念堂墻面上，鐫刻著井岡山斗爭時期犧牲的共產黨人和烈士名錄15744人，另有3萬多名英烈沒能留下姓名；

長征途中犧牲的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有8.6萬多人，其中每一里路上就有一位興國籍的戰士倒下；

還有在抗日戰爭時犧牲的；

在解放戰爭時期犧牲的......

每一個革命歷史時期，都有著難以計數的共產黨人在流血犧牲。而且，斗爭越是殘酷，犧牲的共產黨人越多。僅在江西，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有25萬人之多，而這個數字是全國革命烈士總數的六分之一。

還有很多沒留下姓名的。

從贛南蘇區興國縣走上革命道路的開國上將蕭華，在他的《長征組歌》中寫道：“革命理想高于天!”

這不是用筆墨寫的，而是無數共產黨人用磨難、鮮血和生命書寫的。

彝族詩人吉狄馬加在他的《信仰的權利》一詩中寫道：

............

是磐石和鋼鐵一般的信仰，

才讓我們的父輩創造了超越生命的奇跡。
否則，他們中的一些人，

就不會拋棄優越的生活和地位，

去獻身一種并非烏托邦的崇高事業。

這個隊伍的基礎窮苦的農民子弟，

也不可能被錘煉成堅定的戰士。

對這樣一段蕩氣回腸的故事，

我當然相信，也作為一個詩人預言，
再過一百年，再過一千年，

它仍然會是一個民族集體的記憶。

到那時候我們的后人——

也一定會為他們的先輩肅然起敬。

如果在今天我們生活的時代，

還有什么可傳承和值得自豪的權利，

那就是我們父輩留給我們的——

信仰的權利，而不會是其他。

難怪有一位幸存的女革命家這樣說，

要是我們背棄了死難者的理想，

就是多活一天，也是一種罪過！

信仰高揚，信念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