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60周年之際，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建成開放。

烈士陵園有幾處看點：

一是瞻仰大廳左側陳列室展出的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領導人掛像，右側陳列室展出的新中國成立前犧牲的井岡山斗爭時期的老紅軍、老掛像。

二是碑林。共陳列138塊書法碑刻，內容分為三塊：黨和國家領導人上井岡山視察時的題詞，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老紅軍的題詞，全國著名書法家、畫家、作家和知名人士熱心贊頌井岡山的題詞。

三是雕塑園。井岡山雕塑園坐落于陵園東側山頭，是一座以井岡山英雄人物群像為題材的雕塑園。雕塑園園標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老紅軍蕭克上將題寫。園內塑造了 19 尊井岡山斗爭時期的主要領導和著名人物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陳毅、譚震林、陳正人、張子清、王爾琢、宛希先、李燦、何挺穎、王佐、袁文才、蔡協民、伍若蘭、何長工、羅榮桓、滕代遠、 賀子珍等人的雕像。這些雕像分別由全國著名雕塑家劉開渠、葉毓山、程允賢、潘鶴、曹春生等以青銅、漢白玉、花崗巖為材料塑造，再現了井岡山斗爭時期那些革命者們的英雄氣概和風采。

還有一處獨特的無字碑。這塊出自北京房山的漢白玉無字碑，是參加井岡山斗爭的開國中將譚家述自己出錢買來安放在井岡山的，以此紀念和緬懷那些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犧牲的烈士們。譚將軍心里清楚，由于斗爭殘酷、時間倉促，許多烈士連名字都沒有留 下。盡管沒留下名字，但他們確實是烈士，是無名英雄，不能忘記他們！

無字碑更能引發人們無盡的思念和思考。

井岡山小井有一座烈士紀念碑，紀念埋葬在這里的130多名犧牲的紅軍烈士。他們是當時紅軍醫院的傷病員和醫務人員。

紀念碑默默地向人們訴說著一個悲壯的故事。

1929年1月，朱、毛率紅軍主力下山，湘贛敵軍共18個團兵分6路，發起了對井岡山的“會剿”。

敵人大兵壓境，小井紅軍醫院的傷病員和醫務人員也積極參戰。不能上前線，他們就在醫院削竹釘、造彈藥、撿石塊，送到井岡山各個哨口。

在這樣的條件下，井岡山上軍民同心，堅守了3天3夜。這時，敵人收買了山下的一個游民，由他帶著敵人從小路繞開哨口， 趁黑夜翻過金獅面，闖進了小井村。紅軍醫院的傷病員和醫務人員被敵人包圍了。面對全副武裝的敵人，傷病員和醫務人員毫不畏懼，隨手操起身邊的拐杖、板凳、棍棒等為武器，同敵人進行搏斗。

這是一場力量懸殊、一邊倒的戰斗。紅軍醫院130多名傷病員和醫務人員，除一人因為在山邊上大便沒被敵人發現外，全被敵人抓獲。

敵人將這130多名紅軍戰士和醫務人員押送到醫院旁邊的一塊稻田里，架起了機關槍，對紅軍戰士和醫務人員進行瘋狂的拷打，逼問紅軍主力的去向和武器、糧食隱藏的地方。

紅軍戰士們誰也不向敵人屈服，他們一個個手挽起手，高唱著《國際歌》，和敵人做最后一次斗爭。

敵人的機關槍響了，130多名紅軍戰士們倒在了井岡山的土地上，鮮紅的血浸滿了稻田。

當天夜里，小井村的群眾不顧敵人“不準為紅軍收尸”的威脅，冒著生命危險，將紅軍烈士們掩埋。

新中國成立后，部分烈士的遺骨被遷移到茨坪革命烈士紀念塔。1971年，在烈士們犧牲地建立了烈士紀念碑。

令人感慨的是，這130多名烈士，只有18人留 下了姓名，其余的成了無名烈士。他們將自己的血肉、生命乃至姓名，全部獻給了這塊土地，獻給了中國革命。

雕塑園中有一尊何挺穎的雕像，井岡山不會忘記他。

何挺穎是參加秋收起義后和毛澤東一起上井岡山的，他是一位資深的革命者。1925年初，何挺穎考入上海大同大學，在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影響，參加了五卅運動。同年6月，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他轉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學習，其間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秋，何挺穎到國民革命軍第8軍任團指導員，參加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后，何挺穎到武昌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在連任班長、排長、連黨代表。1927年9月，何挺穎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1軍 第1師第1團連黨代表。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后，何挺穎任第1團第3營黨代表，隨部到井岡山，參加了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927年12月，任第1團黨代表，參與指揮所部攻占遂川、寧岡等縣城，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成立縣工農兵政府。

1928年3月，何挺穎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1師師黨委書記。4月，率部在酃縣阻擊國民黨軍，接應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實現了朱毛兩軍勝利會師。中國工農革命軍第 4軍成立后，任第11師黨代表兼第31團黨代表，率部參加了攻打龍源口的戰斗。

何挺穎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最為耀眼的一仗，是和團長朱云卿 一道，指揮了井岡山保衛戰。

1928年8月底，紅軍主力離開井岡山，敵人調集4個團的兵 力“會剿”井岡山。正率第31團第1營在山下永新、蓮花一帶的何挺穎和朱云卿聞訊，立即日夜兼程趕回井岡山，和留守的袁文才、王佐部一道，開始了井岡山保衛戰。

面對強敵進犯，有些同志主張撤退暫避敵人鋒芒；而更多的 同志認為井岡山地勢險要，不利于敵大部隊展開，易守難攻，又有根據地群眾支持，應當守住井岡山。

何挺穎分析了這些情況后說：只要我們緊緊依靠群眾，依靠有利地形和工事，就不怕守不住井岡山。只要井岡山這塊根據地還保存著，井岡山這面紅旗不倒，就一定能擴大我們的勝利，為 全國人民帶來更大的希望。

何挺穎的講話鼓舞了紅軍戰士們。

在關鍵的黃洋界保衛戰中，何挺穎組織和動員群眾配合紅軍作戰，指揮不足一個營的兵力并利用修好的那門著名的迫擊炮，擊潰了湘贛國民黨軍4個團的輪番進攻，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保衛了井岡山，極大地鼓舞了紅色根據地的軍民。毛澤東聞訊欣然作詩《西江月·井岡山》，描述的就是這次戰斗。

1928年10月，何挺穎參加在寧岡召開的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委員。同年底，調任紅4軍主力第28團黨代表，兼團黨委書記。

1929年初，何挺穎率部隨毛澤東、朱德向贛南進軍，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1月24日，在大雩戰斗中身負重傷，在轉移途經吉潭村時再遭敵襲擊，不幸墜馬犧牲，年僅24歲。

2006年，與何挺穎同為陜西老鄉的作家陳忠實，在井岡山參觀后感慨地寫道：“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初創時期，何挺穎和毛澤東一起戰斗，并成為師級首長，如若不是英年早逝，該是怎樣舉足輕重的一位領導人物?”

何挺穎現在又回到了井岡山。在雕塑園里，他和昔日的戰友們一道，靜靜地看著每天絡繹不絕到這里來看望他們的人們，用他堅定的目光，向人們述說著昨天的故事。

雕塑園內有兩位女性，伍若蘭是其中之一，她也是參加井岡山斗爭的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

作為一位女性，她本來是可以走一條比較平坦的人生道路的。

1924年，伍若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在那個年代，一個女子讀完師范，前面的道路， 應當和她的名字一樣，是有蘭花玫瑰的。但偏偏伍若蘭有一顆正直、同情的心。她同情貧苦大眾，對黑暗社會嫉惡如仇，提倡婦女解放，帶頭剪發放足。一步一步，她的思想從追求進步走向了接受共產主義，她的人生道路因此改變。

1926年秋，伍若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她當選為社會主義青年團耒陽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任婦女部部長，積極投身于農民運動。她編了一首歌：“如今世道大不公，富的富來窮的窮。富人高樓飲美酒，窮人赤膊喝北風。”這首極富鼓動性的歌曲，唱出了窮苦農民的心聲，受到大家的歡迎。

受到窮苦人歡迎的伍若蘭，成為反動派的肉中刺。 1927年7月，長沙馬日事變后，伍若蘭遭到耒陽反動當局的懸賞通緝，但是幾次危急關頭，都在親友和群眾的掩護下脫險。

1928年春，伍若蘭參加了湘南暴動，2月19日耒陽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她當選為婦女界聯合會主席。 她潑辣的工作作風、出色的組織能力、廣博的知識， 受到南昌起義后轉戰到湘南的朱德的贊賞。經縣委同志介紹，伍若蘭同朱德結為夫妻，并隨朱德的部隊上了井岡山。朱毛會師后，她擔任紅4軍政治部宣傳隊隊長。

在井岡山根據地，伍若蘭帶著宣傳隊員們寫標語、編唱歌曲，宣傳革命道理。為了適應斗爭環境，她一個文弱女學生還苦練槍法，而且練雙手打槍。她豪氣不讓須眉地說：“我即使右手受了傷，我的左手照樣能打槍。”她參加過新七溪嶺戰斗和黃洋界保衛戰。因此，她成為井岡山上著名的“雙槍女將”。

1929年1月，伍若蘭隨紅4軍主力轉戰贛南。那天駐扎在尋鄔縣吉潭項山，凌晨時遭敵人偷襲。伍若蘭從睡夢中驚醒，她沖出屋子，手持雙槍，左右開弓向敵人射擊，和警衛1連的戰士一道，拼死掩護領導和大部隊突圍。

天亮時，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領導率紅4軍沖出了包圍圈，而伍若蘭寡不敵眾，受傷被捕。

敵人得知伍若蘭的身份，欣喜異常，把她押解到贛州，還電告蔣介石邀功請賞，并想從她的口中得到紅軍的機密。敵人問:“朱德、毛澤東在哪里?”伍答：“在紅軍里，在人民心里！”敵人又問：“難道你不怕死嗎?”伍若蘭回答道：“共產黨人從來不怕死。為人民解放斗爭而死最光榮！要想從我嘴里得到你們所需要的東西，除非日頭從西邊出，贛江水倒流!”

敵人用繩子吊、壓杠子、灌辣椒水等種種酷刑，都未能使伍若蘭屈服。2月12日，伍若蘭被敵人殺害于贛州市的衛府里。殘暴的敵人還割下伍若蘭的首級，掛在籍州城門示眾。

伍若蘭的犧牲，讓朱德十分痛心，并長時間懷念她。

1962年新年伊始，朱德參觀北京中山公園的蘭花展后賦詩三首，其中一首這樣寫道：

幽蘭吐秀喬林下，仍自盤根眾草旁。

縱使無人見欣賞，依然得地自含芳。

也是在這一年的3月初，朱德和夫人康克清重回浴血戰斗過的井岡山，在山上住了3天，帶了一盆井岡蘭回北京。

是革命戰爭，將一位文弱的女學生，造就成為一名紅軍戰士；

是革命精神，將一株“吐秀喬林下”的蘭花，鍛造成為一名堅貞不屈的革命志士。

女性參加革命，真刀真槍參加戰斗，這是中國革命獨具特色的一個亮點。中國女性有著東方女性的溫文爾雅，數千年的傳統文化熏陶，讓中國女性以知書達理、相夫教子為賢惠。但在封建勢力占上風的傳統習慣中，女性又處于中國社會最底層的階層，她們不僅在社會上要屈從于權貴，還要在家族和家庭中屈從于夫權甚至子權，甚至可以隨意被賣、被送出去做妾小、當丫媛、做奴隸。這又是中國的國情。

中國婦女受壓迫最深，所以當她們一旦覺悟，明白了可以通過革命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時，其爆發出的勇氣、堅韌和驚人力量，絲毫不讓須眉。

這就形成了一大批女性投身革命、成為職業革命者的中國特色。

王佐也回山了。這位“山大王”依然騎著馬，威武雄壯。

他是土生土長的井岡山人。在那個動亂年代，他看不慣軍閥、土豪惡霸這樣的黑暗勢力，拉起一幫好漢，嘯聚山林，干起了綠林好漢的事業。他和山下寧岡的好漢袁文才投緣，結成兄弟情義。他知道袁文才是個共產黨，和他的交往中，多少也接受了一些進步思想。

賀子珍回憶：“袁文才的隊伍駐在茅坪，可以說是井岡山的山腳，王佐的隊伍則駐在八面山，是井岡山的腹地，兩個人一在上，一在下，有事互相照應，互相幫助。王佐性格豪爽、開朗、講義氣。他很佩服袁文才，一切都聽他的指揮。袁文才投身革命，入了黨，對他影響很大。通過袁文才的工作，王佐也參加了革命，把他率領的隊伍改編為寧岡農民自衛軍。寧岡的黨組織就是通過袁文才領導，指揮王佐的隊伍。剛開始時，王佐的思想不是那么穩定的，因為井岡山附近的地主武裝都拉攏他，想占領井岡山這個山頭。”

毛澤東的隊伍要上井岡山，王佐開始有點擔心，怕這支革命軍吞并了自己的隊伍，占了自己的地盤。但和毛澤東一接觸，就像磁鐵一樣把他吸引過去了。毛澤東的志向之高遠，哪里是來和他搶這樣一個彈丸之地的；毛澤東胸襟之寬廣，容得下五湖四海，自己是太小家子氣了；毛澤東是干大事的，哪里是他這個山大王所能比的？慚愧啊！

和毛澤東交談，王佐頓覺天地之寬廣。他接受了毛澤東的磁場，從一個劫富濟貧的“山大王”，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賀子珍回憶：“的確，毛澤東上山后，王佐參加革命的思想穩定了，一條心跟著共產黨鬧革命。半年后的1928年4月，工農革命軍第二次去湖南作戰前，王佐在茅坪的一個破廟里入了黨。他入黨后，非常高興，逢人就愛說：‘我現在也成了掛牌子（取得稱號）的了。’對王佐的入黨，毛澤東也很高興。有一回他對王佐說：‘我們現在更加是同志了。’”

從“綠林好漢”到“同志”，王佐經歷了脫胎換骨的質的變化，一塊鐵礦石淬煉成了革命陣營的一塊好鋼。

只是，他犧牲得有點冤。他和袁文才都是在當時黨內的“左”傾路線、外部的國民黨軍“會剿”和歷史上土籍客籍矛盾等錯綜復雜的情況糾結纏繞下，被自己人錯殺了。

很難想象，如果王佐不接受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如果毛澤東上不了井岡山，會是怎樣一種結果？

這是一個很費腦筋的假設。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假設的任何一種答案，都會改變歷史的軌跡，都會影響中國革命的進程，使中國革命變得更加艱難。

慶幸的是，歷史只接受事實，不接受如果。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追認王佐和袁文才為革命烈士。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沒有忘記當年為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起到決定性作用的“綠林好漢同志”，特地會見了王佐 和袁文才的妻子。一見面，毛澤東便緊緊地握住兩位老人的手， 親切地稱呼她們“王嫂子” “袁嫂子”，并說：“你們的親人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是有功勞的，他們為中國的革命是做出了貢獻的。何挺穎、伍若蘭、王佐、袁文才以及紅軍小井醫院的傷病員和醫務人員，他們都是井岡山的英雄。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這是一個出英雄的時代，這是一個出英雄的地方：井岡山斗爭時期犧牲的烈士，留下姓名的有15000多，沒能留下姓名的有3萬多。他們都是英雄。他們的鮮血灑落在井岡山的各個山頭、哨口、小路、樹叢；他們把生命留給了這塊土地。每到春天清明時分，井岡山漫山遍野的杜鵑次第開放，紅得似火，艷得如血，那是烈士們的鮮血所澆灌。

人民沒有忘記這些烈士。新中國成立后，井岡山人民在茨坪建了革命先烈紀念塔和革命烈士墓，以紀念和緬懷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犧牲的先烈們。

倒在這塊紅色土地上的先烈還有許多。

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有三件文物是烈士賀國中的遺物。賀國中是跟隨彭德懷上井岡山的，彭德懷稱他為“紅軍虎將”。第一件文物是賀國中1926年在黃埔軍校時用過的一只深棕色皮箱；第二件是賀國中讀書時用過的《現代新主義》課本，此件文物經江西省文物鑒定專家組確認為國家二級藏品；第三件是賀國中1926 年12月參加北伐時任連長的委任狀，蓋有國民革命軍第8軍第4 師司令部印章。

1927年1月，賀國中被保送到黃埔軍校學習，畢業前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賀國中與彭德懷、滕代遠一起組織領導了平 江起義。1928年12月，賀國中跟隨彭德懷來到井岡山不久，湘贛兩省敵人糾集6個旅18個團的兵力，對井岡山進行“會剿”。

在保衛井岡山的戰斗中，賀國中率領紅5軍第4縱隊頑強堅守在井岡山桐木嶺哨口，擊退敵人多次進攻。

井岡山失守后，紅5軍轉戰到贛南興國縣，賀國中率部一晝夜急行軍150里，奇襲雩都城，全殲敵一個營和民團武裝上千人， 活捉敵營長，繳槍400多支和大量彈藥，取得了撤離井岡山以來的首次大捷。

1929年6月，賀國中率部參加攻打安福縣的戰斗。戰斗十分激烈，賀國中靠前指揮，不幸頭部中彈犧牲，年僅25歲。

井岡山斗爭時期，由于斗爭殘酷、條件所限，紅軍指戰員犧牲一般是就地掩埋，沒有儀式。王云霖在回憶他的戰友時寫道：“夏瑞林是第28團第1營第3連連長，粟裕當這個連的黨代表。 夏瑞林后來提了副營長。下井岡山時我跟著他走，他負了傷，那時醫藥困難，傷口化膿，在東固死了。他臨死前，從荷包里拿出一塊懷表和幾十塊錢，交待我‘這個懷表，送給你做個紀念吧，這幾十塊錢寄給我家里，寄不到的話，也送給你。’我把錢和懷表交給了黨支部。我給他買了棺材，換上干凈衣服，買了雙新鞋， 找了一個山坡安葬了。墳墓是一個土堆，頂上放塊石頭，找了一塊竹片子，刨刨光，寫上‘夏瑞林之墓’。不要把夏瑞林忘掉了寫歷史的時，應該提他一筆。”

“男兒沙場百戰死，壯士馬革裹尸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處處是青山。”寫下這些豪邁詩句的，是受李大釗直接影響而投身革命的伍中豪。

伍中豪于1920年考入北京大學，同年加人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轉為中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北伐。

大革命失敗后，1927年6月，伍中豪到武漢尋找黨組織，經盧德銘介紹，在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任第10連連長。后隨部隊參加了秋收起義，上了井岡山。

1928年5月，朱毛會師后，伍中豪任紅4軍第 11師第31團副團長兼第3營營長，同年底任第31 團團長。

1929年，伍中豪任紅4軍第3縱隊司令員。1930年3月，第3縱隊擴編為紅1軍團第12軍，伍中豪任軍長，并當選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當時，他與林彪、黃公略并稱“紅4軍三驍將”。

他寫這首詩是在1929年5月。1930年，紅一方面軍攻打長沙，戰事吃緊，毛澤東兩次寫信要伍中豪組織3萬人馬支援前方。10月，他在率領一個排趕赴贛西南時，在安福縣遭敵人伏擊，不幸犧牲。

他以向自己的行動，實踐了詩的諾言。

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展出的一幅老照片讓人震動、思緒萬千。

畫面上，一位農民裝束、看起來像是赤衛隊員的人站在山坡的上方，正手持紅纓槍，怒目圓睜，做刺殺狀；紅纓槍鋒所指處，一個全副武裝的國民黨軍士兵，正挺著上了刺刀的步槍，準備和對方搏殺。不遠處，還有兩個國民黨軍士兵正向山頭攻擊前進。

聽博物館工作人員講解，這幅照片記錄的是1929年1月發生在井岡山八面山哨口的一場戰斗。照片是從敵人檔案資料中找到的，拍攝者為國民黨軍的隨軍記者。這幅照片在紀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60周年時第一次展出。歷史資料記錄的這次戰斗結果，是守衛這個哨口的紅軍和赤衛隊員因寡不敵眾全部犧牲。

照片畫面提供的信息具有震撼力：這樣一對一的拼殺總是要以一方的徹底倒下而結束；從隨軍記者能夠近距離拍到這張照片，說明這場戰斗的雙方實力相差太大，勝負并無懸念；從武器裝備——紅纓槍與上刺刀的步槍，也可證明這一點；這位手持紅纓槍的赤衛隊員已經退守到山頭部位，國民黨軍正源源不斷地逼上。

勝負已無懸念。看到照片，人們會關心這位持紅纓槍刺殺的赤衛隊員的命運。他犧牲了？后來呢？他有家人后代嗎？他的家人后代現在怎樣？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懸疑：他是誰？

一切都不得而知，只能做無限遐想，而做這種遐想時，心情是沉重的。

他是誰？不知道。

但人們知道，他是英雄。

所以，人們長時間懷念他、敬仰他。

在五百里井岡，犧牲的烈士有5萬多，而無名英雄就有3萬多。他們的鮮血灑落在根據地的山頭、哨口、村莊；他們將生命獻給了這片土地，獻給了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紅色政權，獻給了 革命事業。

人們并沒有忘記這些英雄。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雕塑園、 烈士陵園，在各個革命舊址、紀念地，在井岡山中的小路上、漫山遍野的杜鵑叢中，在眾多的關于井岡山的圖書中，都能和這些英雄們相遇交流。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幾天后大會選舉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閉幕的當天，舉行了紅軍烈士紀念塔奠基儀式。 1934年2月，這座造型像一顆炮彈的紅軍烈士紀念塔建成。紀念塔的設計者錢壯飛，后來在長征途中犧牲，也成了烈士。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9月30日傍晚，剛閉幕的新政協會議全體代表們來到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1958年5月，聳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建成揭幕。

2014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設立烈士紀念日的決定，以法律形式將9月30日設立為烈士紀念曰， 并規定每年9月30日國家要舉行紀念烈士活動。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能沒有自己的英雄；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能忘記自己的英雄。

英雄并未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