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巍峨，高聳入云，起伏蜿蜒，“無限風光在險峰”，令人贊嘆。

人們往往看到的都是山峰之壯美，是否關注過，那默默托起山峰的基石？沒有青藏高原，喜馬拉雅山脈如何隆起？珠穆朗瑪峰怎樣高聳？

波瀾壯闊、威武雄壯的中國革命史詩，有數量龐大的參與者，他們的名字叫人民群眾。他們用瘦弱而堅硬的臂膀、柔軟而滾燙的鮮血、脆弱而頑強的生命，將中國革命推向勝利的巔峰。

他們是大山的基石。

李大釗較早就注意到民眾的力量。他在1918年12月發表的 《庶民的勝利》中說：“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

毛澤東則是從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中認識到了民眾的力量。

1919年7月，毛澤東創辦《湘江評論》刊物。從第二期開始，他用了 3期連載他寫的長文《民眾的大聯合》。他認為，實行社會大變革的“根本的一個辦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歷 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

此時，毛澤東對于民眾聯合的力量，還只是從理論上分析理解。真正感受到這種力量的巨大沖擊力，則是在他投身革命實踐之后。

從1921年冬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派毛澤東到安源路礦指導工作開始，到1923年4月，毛澤東先后7次到安源。

經過調研，毛澤東決定把安源作為工人運動的一個基本點，并陸續派李立三、劉少奇、蔣先云、黃靜源、毛澤民等人到安源工作。

1922年9月，毛澤東第5次到安源，組織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提出了 17項政治和經濟要求。毛澤東提出的“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被采納作為大罷工的口號。大罷工由李立三任總指揮，劉少奇為工人總代表。這次罷工經過5天的激烈較量，工人們獲得全勝。

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后，毛澤東又先后兩次到安源，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建設，防備路礦當局對工人俱樂部的破壞。

1922年10月，繼安源工人罷工勝利之后，毛澤東又發動、領導了長沙6000多個泥木工人的罷工運動。這次罷工持續了20天，取得了勝利。

緊接著在這一年11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粵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并組建全省工團聯合會。

同月，毛澤東被選為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干事局總干事。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一成立，立即開展了請愿斗爭。經過3天的請愿談判，逼迫趙恒惕政府接受了工人的要求。

風起云涌的中國工人運動使各種反動勢力和軍閥驚恐萬狀，他們聯手采取了鎮壓的暴力手段打壓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還處于弱小的中國工人運動一時落入了低谷。

毛澤東后來對斯諾說：“在（1925年） ‘五卅’慘案以后，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活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斗性。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 20多個農會，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

從城市工人運動，走向農村農民運動，這不僅僅是工作場所的變化，更體現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特點的把控。這種把控，源自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認識一步步深化。和工人運動比，農民運動有著更為廣闊的前景：中國的農民數量更多，中國的農村地域更廣闊。因此，農民運動蘊藏的力量更強大。

所以，1926年3月，在毛澤東出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后， 便全力投入農民運動的工作了。

在農講所，毛澤東講授了3門課：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重點課程是中國農民問題。毛澤東給學員們分析，辛亥革命、五卅運動之所以失敗，就是沒有注意研究農民問題，沒有得到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三億二千萬農民的擁護，“可以說中國國 民革命是農民革命” 。

為了幫助更多從事農民運動的人開闊眼界、了解中國農村和農民，1926年9月，毛澤東組織人員編印了一套《農民問題叢刊》，并為第一輯寫了一篇序言。在這篇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的序言中，毛澤東清晰地闡述道：“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

同年11月，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了一個《目前農運計劃》。毛澤東在這個計劃中提出，“在目前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 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計劃制定好了，毛澤東于當月赴江西、湖南、湖北幾省視察，商量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此時，北伐戰爭呈摧枯拉朽之勢推進，所到之處，湘、鄂、贛三省出現了農村大革命的高潮。僅湖南一地，到1927年1月止，派往各縣的農運工作人員就有200多人，農民協會會員達到200多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群眾有1000萬人。

中國革命，第一次顯現出了民眾聯合的力量。

中國大地上突然興起的狂風暴雨似的農民革命運動，讓幾乎所有人都猝不及防。叫好的，批評的；贊賞的，懷疑的；肯定的， 否定的。各種輿論紛紛揚揚，中共黨內也出現了不同的意見。

在這一年12月中旬召幵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總書記陳獨秀就對湖南的工農運動提出了批評，用了“過火”“幼稚”“妨礙統一戰線”等措辭。

對于社會輿論和黨內出現的不同意見，毛澤東依然用調查研究的方式來判別真偽。

剛進入1927年，毛澤東就在他人陪同下，行程700多公里，用了32天，深入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縣的農民運動，取得了第一手資料。

這一次長時間的實地考察，讓毛澤東耳目一新，興奮不已。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隨即向中共湖南區委做了幾次報告，并向中共中央寫信報告考察情況，用事實簡要批評黨內存在的幾個錯誤觀點：“(一）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二）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三）以從來并沒有什么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

為了詳細報告這次考察了解的實際情況，并充分闡明自己對農民運動的觀點，毛澤東寫了一篇2萬多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篇報告中，毛澤東高調贊賞湖南農民運動：“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

這種暴風驟雨似的農民運動，很快被接連發生的反革命政變鎮壓下去了。

大革命失敗了。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夭折了。

但革命還要繼續，農民中蘊藏的巨大力量還在。對這一點，毛澤東深信不疑。

八七會議決定秋收起義的目標是攻打長沙。但當這一計劃因為敵我雙方實力懸殊而不能實現時，毛澤東冒著被批判為“逃跑主義”的風險，當機立斷，率領起義部隊放棄攻打大城市，轉向到農村建立根據地。

這一轉折，將中國革命引向了一條勝利之路。

毛澤東做出這個具有偉大意義的決定并非憑空想象，而是建立在他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了解，建立在他對農民運動的了解， 建立在他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建立在他對中國農民中蘊藏的巨大革命力量的了解。

朱德在南昌起義后隨著大部隊一路南下去攻打廣州，遭受強敵圍追堵截，戰事失利。三河壩分兵后，朱德率一部輾轉經湖南折回江西，聽說毛澤東在井岡山創建了根據地，便毫不猶豫率領部隊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壯大了根據地的力量。

彭德懷后來也率部上山來了。

根據地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了。中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依托井岡山站穩了腳跟。

從組織領導工人運動，轉而研究農民運動，毛澤東實現了第一次思想和行動轉變；從研究農民運動，到組織領導農民運動,毛澤東再次實現了一次思想和行動轉變；從組織領導農民運動,到率領工農革命軍到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毛澤東這次的思想和行動轉變，引導中國革命尋找到一個蘊藏著巨大力量的民眾群體，使兩股力量聯合，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兩股力量的聯合，使中國革命發生了核聚變。

井岡山根據地人民接納了革命力量，并為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

朱毛紅軍會師的寧岡縣是個小縣，井岡山斗爭時期，全縣人口才5萬多人，但參加紅軍的就有3600人，暴動隊3800多人，赤衛隊1100多人，還有少先隊1600多人，兒童團1300多人，參加支前的4100多人，婦女洗衣隊880人。這些數字的后面，可以看到民眾的巨大力量和他們一顆顆滾燙的心。

在后來的中央蘇區，人民群眾對革命的支持和熱情依然如此。

紅軍長征出發前擴紅，1934年5月14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發表宣言，號召蘇區人民“武裝起來到紅軍中去”。 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在5、6、7三個月中擴大紅軍5萬名。號令一出，蘇區人民熱烈響應，青壯年踴躍報名參加紅軍。瑞金縣在一個月內，就擴大紅軍5400人，超額30%完成任務，成為“擴紅”突擊“模范縣”。被毛澤東贊譽創造了“第一等工作”的 “模范縣”興國縣，在80%的青壯年已參加紅軍的情況下，一個月內再“擴紅” 5000余人。當時興國縣人口總數為23萬人，參加紅軍的就有8萬人，有23179人成為烈士，其中犧牲在長征途上的就有12000多人。

在紅軍長征出發地幾個縣內，到處都能看到母親送兒、妻子送郎參加紅軍的感人場景。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銜時，福建上杭才溪鄉出現了10位開國將軍和一大批師職軍官，因而享有“九軍十八師”之美譽。當年僅有1.6萬人的小山鄉，有3762人參加紅軍，占全鄉青壯年男子的80%，其中1192人犧牲，又被稱為“英烈之鄉”。才溪鄉巨大的榮耀背后，是像大山一樣沉甸甸的數字：一家2人當紅軍的有200戶，3人當紅軍的有46戶，4人當紅軍的有7戶，5人與6人當紅軍的各1戶，夫妻同去當紅軍的有9戶。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曾盛贊才溪鄉為“全蘇區第一個光榮的模范”和“爭取全中國勝利的堅強的前進陣地”。

長汀縣有17000多人參加紅軍，其中6600多人犧牲在長征途中和抗日戰場。這個縣的河田中坊鄉，全鄉百分之百的青壯年都參加了紅軍。

到6月30日，整個中央蘇區實際“擴紅”62269名。3個月 的“擴紅”計劃只用2個月就超額完成了。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瑞金，流傳著一個“八子參軍” 的動人故事。

瑞金沙洲壩下肖區七堡鄉第三村農民楊榮顯老人有8個兒子。窮苦人飯都吃不上，更沒文化，取名字都簡單，好叫好記，他們都叫生保，按照年齡排序，8個兒子從一生保叫到八生保。為了響應蘇維埃政府擴充紅軍的號召，楊榮顯將自己的8個兒子全部帶到了參軍報名處。第一次，楊榮顯有5個兒子被部隊留下了, 另外3個還不到年齡，只能先把他們帶回家。結果，在激烈的戰 斗中，從一生保到五生保，先后全部戰死沙場。在第五次反“圍剿”最為激烈的時候，楊榮顯老人把剩下的3個兒子一起送到了紅軍部隊，上了前線。“擴紅”請楊老留下一個兒子照顧家庭，他卻說“不要緊，要上都上”。不久，六生保在廣昌戰役中犧牲了。

時任瑞金直屬縣委書記、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鄧小平知道楊榮顯一家8個兒子都參加紅軍的事情后，專程前往看望楊老，并建議中革軍委能召回一個兒子照顧年邁病重的老人。一路輾轉，工作人員終于在寧都縣黃陂戰場找到了機槍手七生保、號手八生保，但兩人請求組織打完這場戰役再回去照顧老父親。誰知這一 場戰役下來，楊榮顯的這兩個兒子也壯烈犧牲了。8個兒子，為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犧牲，滿門忠烈。兒子是父母心頭肉，沒人強迫，他可以一個都不送，也可以留下幾個支撐家庭、傳宗接代， 給自己養老，但楊榮顯做得十分決絕，8個兒子，一個不留，全部送去當紅軍。他知道當紅軍是去干什么，是去上戰場，而上戰場就會有犧牲。已經犧牲了5個兒子，但他依然毫不猶豫，把剩下的3個兒子送進紅軍隊伍、送上戰場。

我們不知道這位老人當時的想法，但能理解這位父親當時的情感，他一定是把蘇維埃政府、紅軍的事當作自己的家事。怎么不是自家的事？祖祖輩輩種田，卻沒有自己的田。紅軍來了，蘇維埃政府成立了，給自己和像自己一樣的貧苦農民都分了田。還有更重要的，自古以來，誰把種田人當人看？只有紅軍和蘇維埃政府不僅把種田人當人看，還把這許許多多種田人奉為蘇維埃共和國的主人。國家的主人啊！哪有主人為自家的事不盡全力之理? 這正是老區人民像水晶般清澈、如黃金般珍貴的情感。

2012年6月，被編成贛南采茶歌舞劇的《八子參軍》在北京演出。這是應文化部之邀，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從全國抽調23個劇目在北京參演，《八子參軍》是其中之一。安排這出劇參加這樣的主題演出，以這樣的形式來紀念毛澤東的講話，最恰當不過了。

根據地人民把自己最優秀的兒子送去當紅軍，保證了紅軍隊伍的兵源擴充，保證了中國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這是根據地人民群眾對中國革命最無私、最有力的貢獻。

根據地廣大民眾如此發自內心地擁護、支持革命，是因為感受到共產黨給他們帶來了政治上的翻身和經濟上的最根本利益——分到了土地。他們的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他們的回報就是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全力支持和擁護。

1928年，即井岡山根據地農民分到土地自己耕種的第一年，糧食生產獲得大豐收。寧岡縣糧食總產比上一年增長20%，永新、蓮花、遂川等地糧食產量也獲得空前好收成。永新西北特區汗江 鄉沐頭村的910畝早稻比往年多收8萬多斤。

中央蘇區時期，土改后當年糧食產量增長15%。廣昌縣農民分到土地前畝產糧食160斤，1933年達到300斤。閩浙贛蘇區1932年提出糧食增產50萬擔的目標，1933年全蘇區糧食增產20%，平均畝產比上一年增產一擔。

糧食的豐收后，根據地農民們除了自己留下基本口糧，多余的均賣給蘇維埃政府和紅軍部隊。

除了糧食，由于部隊需要的棉布數量巨大，根據地政府號召農民種植棉花，制定政策給予種植棉花的農民免征土地稅，并予獎勵。1933年，閩浙贛蘇區每戶農民種植棉花1至2畝，當年棉花產量約10萬斤，基本實現全省棉花自給。1934年，中央蘇區部分縣棉花種植面積達1.6萬擔，獲得好收成。農民收獲的棉花，大部分由蘇維埃商店、合作社和紅軍部隊按市價收購。

永新南鄉斗笠產生于東漢建安九年（204年）永新建縣始，有千余年歷史。1927年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進入永新三灣后，南鄉人民動員了許多編斗笠能手，給每個工農革命軍戰士送去一頂斗笠。在井岡山斗爭全盛時期，紅軍發展到數萬人，一次動員后，數萬紅軍的頭上都有一頂南鄉斗笠。當時有首紅色歌謠唱道：“小小斗笠頭上戴，避雨遮風防日曬。千難萬險全不怕，徹底打垮反動派。”后經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兼中共湘贛省委書記任弼時同志提議，南鄉斗笠改名為“永新紅軍斗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