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參加生產，辛勤勞作

生產建設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一件大事，因為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在頻繁軍事進攻的同時，對井岡山實行了嚴密的經濟封鎖，割斷了白區和根據地之間的一切經濟來往，斷絕了根據地的各種經濟來源，妄圖把紅軍餓死、凍死、困死在井岡山。

由于敵人殘酷的經濟封鎖，軍民的生活異常艱苦，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說:“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有時真是到了極度。”根據地出產的木材、茶葉、茶油等土特產品運不出去，許多生活必需品如食鹽、布匹、藥品等不能從白區輸入，基本生活品十分缺乏。根據地的物價十分昂貴，在根據地的中心茨坪和大小五井一帶，一塊銀元只能買四斤豬肉或十來斤蔬菜，食鹽則只能買四兩。當時，紅軍不實行薪餉制，包括毛澤東、朱德等高級領導人在內的紅軍指戰員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錢的伙食，但是由于缺乏現金，就連這樣低廉的生活標準也不能維持，只能以野菜充饑。寒冷的冬天，大雪封山,許多戰士都是光著腳，穿著單衣。冬天的夜晚，溫度常在零下5到6攝氏度，但戰士們的床鋪上卻沒有褥子和被子，有的只是一條薄薄的毯子，有的則以門板當床，稻草當被，有的就干脆鉆到稻草堆里過夜。為了抵御寒冷，大家擠在一起睡，互相溫暖，實在冷得睡不著就跑到外面去練刺殺、跑步、挖戰壕。

朱毛兩軍會師后，井岡山的人數曾一度達到一萬多人，特別是湘南農軍，很多人都是拖兒帶女的，吃飯成了大難題，因經濟困難，不得已動員大部分農軍回湘南。1928年冬天，井岡山下了四十多天的大雪，崇山峻嶺中的積雪不消，紅軍飲食非常困難，又因敵人封鎖，紅軍到不了遠地游擊，以致經濟沒有出路，當時穿著棉衣上山的彭德懷對此有八個字形容：“言之痛心，念之酸鼻。”

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一份報告（即《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也寫道：“好在苦慣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好在苦慣了，這就是當時井岡山軍民的生活狀況。生活如此艱苦，要解決根據地軍民的經濟問題，就必須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土地革命是建立和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很重要的一個舉措。深入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是毛澤東同志一貫的工作作風。 毛澤東來到井岡山后，首先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他通過調查發現，由于地方軍閥和豪紳地主階級的血腥統治和橫征暴斂，邊界人民陷入了苦難的深淵。苛捐雜稅之多，比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捐稅除原有賦稅、統稅等正稅外，雜稅還有十多種:煙酒捐、落地捐、二五附加、市政捐、一五抵補捐、北伐捐、國庫券、燈捐、靖衛團捐，甚至還有喜捐、喪捐和人頭捐等。同時，通過調査，毛澤東還發現，邊界的土地占有情況也極不合理，地主占邊界人口不到百分之五，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里”。身為種地的農民卻沒有飯吃，沒有衣穿，這是一種極不合理的現象。豪紳地主階級依仗權勢，對廣大農民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當時，邊界的地租一般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甚至高達百分之七十，許多地主兼放髙利貸利率髙達百分之三十以上，邊界人民的生活十分悲苦。毛澤東通過調查掌握到的這些情況，為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現實的依據。要使中國廣大的農民能投身轟轟烈烈的革命戰爭，就必須“做到盡一切的努力解決群眾問題，切切實實改變群眾的生活，取得群眾對于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邊界政府開展了土地革命運動。由于惡勢力的干擾、 破壞和暗殺，部分群眾心存疑慮，土地工作難以開展。這時，女紅軍宣傳隊員發揮她們的特殊才能，走街串巷，挨家挨戶地去做工作，利用大會小會宣傳黨的土地革命政策，沒收地主、豪紳、公堂、廟會的田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在分田中,發現有嚴重破壞分子，立即進行處置。她們不僅要宣傳土地政策，還要果斷地處理插牌分田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在她們的宣傳鼓動下，邊界的土地革命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分田運動讓農民得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土地，他們發自內心地喊出了“土地革命萬 歲！”“中國共產黨萬歲！”1928年12月，毛澤東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部土地法一《井岡山土地法》，其中第四條“分配土地的數量標準”規定：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由于重男輕女的傳統被打破了，女子和男子一樣分得了土地，婦女因此獲得了千百年來一直得不到的經濟獨立權。

農民分得了土地之后，由于根據地內的男子多數參加了紅軍，勞動力十分缺乏，廣大的農村婦女便站到了農業第一線參加生產勞動。婦女代表會組織犁田隊、插田隊等，婦女先學會犁耙技術，然后教其他婦女。 青壯年婦女參加田間生產，春種秋收，到冬天還要開荒改土、修塘筑壩、植樹造林，承擔起農業生產的重要責任，老年婦女和小腳不便下田的婦女在家帶小孩，做家務，從事副業生產。婦女成為發展經濟的主力軍。由于婦女的辛勤勞動，根據地農作物產量逐年提高。

在寧岡縣有一個叫邱祖德的老漢，世代貧窮，租了地主家的三十多畝地，雖然天天起早貪黑，披星戴月，可是一年到頭還是“禾鐮掛上壁，農里冇米吃”，終年只有野菜拌著薯干和眼淚，吃了上頓愁下頓。紅軍來到井岡山后，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運動。因為豪紳地主拖延分田，因此，原有的租地仍由邱祖德來租種。這一年糧食喜獲豐收，他一家就收獲了 3500 多斤糧食，邱祖德一家樂開了花。在收割之前，當地政府宣布今年的糧食只要上交百分之二十的土地稅就可以了，其余的全部歸個人。可是邱祖德卻說，我們窮人翻身感謝紅軍和共產黨，我邱老漢要交公糧。在他老婆的大力支持下，邱祖德第一次交了 1500斤糧食，第二次又交了 1000斤，自己僅留下一點口糧。當管征集公糧的驚詫地說邱祖德交的公糧已遠遠超過了要交的土地稅時，他老婆說，這個糧是翻身糧，是我們情愿多交的。要不是紅軍幫我們翻身鬧革命，我們哪有這個命吃到這么多的糧食。 這就是我們純樸的婦女同志！

建立一個黨，鞏固一個黨，發展一個黨，需要理想，需要主義，還需要經費。井岡山的斗爭，雖然主要是軍事斗爭，但經濟斗爭始終是圍繞保障后勤供給、保障軍民日常生活而開展的。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由于敵人的嚴密經濟封鎖，現金和日用品奇缺，成為紅軍亟待解決的問題。紅軍要解決經濟給養的困難，就得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創辦為根據地生存所必需的一些事業。

為了解決紅軍的軍需給養，1928年5月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成 立之后，毛澤東、朱德根據王佐的推薦，吸取了湘洲謝氏兄弟辦花邊廠的經驗,并請來謝火龍、謝阿秋等人當師傅，在井岡山的上井創辦了紅軍造幣廠，廠址就設在鄒甲貴家。就這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紅軍造幣廠在上井的牛路坑正式開辦了。

造幣廠的生產設備極其簡陋，使用的工具是鄉間打鐵的風箱、火爐、鐵鉗等，不同的是有了熔銀器、沖壓架，在廳堂中間架起一個高一丈寬六尺的硬木架，安放一對重約五百斤的花崗石，嵌入印模。下印模石固定在 沖壓架的下端中央，上印模石一頭系上繩索,通過頂架滑輪，生產時一人將上印模石拔起，一人及時放上粗坯和溶好的白銀液體，如此一放一拉，沖壓成模。每開爐一次，可生產“花邊”四五百枚。

造幣廠使用的原材料主要來源于打土豪所得的各種銀質器具。印模是墨西哥版的“鷹洋”。為使這種銀元與歷代官府生產的“鷹洋”有所區別，造幣廠工人在銀元上鑿了個“工”字。因此，邊界軍民稱之為“工”字銀元，意為工農兵政府發行的銀元。

造幣廠創辦不久,毛澤東、朱德、陳毅就親自陪同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專程到上井視察紅軍造幣廠，向工人發出了生產工農兵政府自己的銀元的號召，鼓勵工人為鞏固根據地多作貢獻。當時打土豪繳獲的銀子畢竟有限，為了籌集更多的銀子來制造銀元，女紅軍就發動群眾開展獻首飾運動，向婦女群眾宣傳紅軍造幣廠制造銀元的作用，號召她們將自己的銀釵、銀手鐲、銀釧、銀項鏈等首飾捐獻出來。婦女群眾的覺悟也很高，她們說服自己的丈夫，甚至將娘家陪嫁的銀首飾都捐出來。紅軍將群眾獻出的這些首飾全部用于造幣廠制造銀元，從而保證了邊界黨、政、軍工作人員的供給，活躍了根據地經濟。

紅軍造幣廠為發展根據地的金融事業，促進邊界的物資交流，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作出了貢獻，可以說，這當中也有女紅軍的一份功勞。井岡山時期的“工”字銀元的鑄造和流通，促進了紅色區域內外的貨幣流通，活躍了根據地經濟，為繁榮集市貿易起了積極作用，在湘贛兩省內擴大了紅軍和紅色政權的政治影響，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起過重要的作用，成為中國新型人民貨幣的萌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政權的強大經濟生命力，為以后的中央蘇區乃至新中國貨幣的生產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后來，在井岡山紅軍造幣廠的基礎上，以永新為中心的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創辦了湘贛省造幣廠，依然聘請原井岡山紅軍造幣廠的師傅繼續大量生產“工”字銀元。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成立后，大量發行蘇區的鈔票。從“工”字銀元的誕生到蘇區鈔票的發行，顯示了紅色政權所具備的強大經濟生命力。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如果沒有堅強有力的婦女工作，沒有充分發揮婦女的作用，沒有婦女這個好的群眾基礎，我們的黨和紅軍在井岡山就不可能站住腳，更不可能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和紅色革命政權。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時期黨的婦女工作的實踐經驗為以后更好地開展婦女運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