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按照事物的實際情況去認識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其道理樸素而淺顯，但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卻并非易事。特別是當它與傳統的觀念和習慣、固化的思維、既定的利益格局發生沖突時，需要有改革創新的理論勇氣和付諸實踐的堅強決心。

縱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黨的事業始終是與“實事求是”“敢闖新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土地革命時期，井岡山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走向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燎原”，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在總結大革命失敗血的教訓的基礎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與工作方法，從中國革命斗爭的實際情況出發，以斗爭中開創新局面的開拓精神，以敢為天下先的氣概與膽識，沖破國民黨白色恐怖的陰霾，克服了黨內“左”和右錯誤思想的干擾，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井岡山革命道路。

1927年，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在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 “清黨” “分共”運動中慘遭失敗。面對這血的事實，共產國際仍指示中共在退出武漢政府的同時，“不退出國民黨”，繼續留在國民黨內，打起國民黨左派的旗幟“籌備召集國民黨的代表大會”。而中共也全面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要求只能在“革命的國民黨之下舉行暴動”。

8月7日，為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質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以后革命斗爭的方向和方針，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毛澤東首先發言，以其自身經歷就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問題、農民問題、軍事問題和黨的組織問題嚴厲批判了陳獨秀放棄革命領導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指出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在于，加人國民黨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做客人，黨的領導始 終無做主人的決心；在農民問題上，他認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農民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在軍事問題上， 我們黨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他響亮地提出了 “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毛澤東這些帶有“批判”意義的實事求是對整個會議產生了重要影響。八七會議在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時，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 派的總方針，將號召并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作為當時黨的中心任務。但是如何開展土地革命，怎樣奪取武裝斗爭的勝利，我們黨仍沒有豐富的經驗，還需要在革命斗爭實踐中進一步探索。

八七會議后，在黨的領導下，湖南、湖北、廣東、江西等地相繼舉行了一系列的工農武裝起義。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是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1927年8月9日，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前往湖南傳達和貫徹八七會議精神，負責改組湖南省委，領導秋收起義。毛澤東沒有帶過兵，也沒有打過仗，但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重擔，決定在投入實際工作之前，先對正在劇烈變動中的湖南社會狀況、群眾心理進行調査和研究。

8月13日，毛澤東來到長沙縣清泰鄉板倉村，安排好妻子楊開慧及三個兒子后，便立即著手進行社會調查。他邀請教書匠、農民、賬房先生、小手工業者、國民黨的衙獄等多方面人士，開了兩天調查會。通過這次調查，他了解到當地農民迫切要求全盤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想法和對秋收起義的一些建議。當他正準備和彭公達一起召開湖南省委會議時，在長沙又碰見了家鄉韶山沖來的五位鄉親，隨即又召開了一次調查會，進一步征詢了土地革命問題的意見，擬定了 “土地綱領草案”數條。通過調查研究以及與各方面人士廣泛接觸，毛澤東深深感到自“馬日事變”以來廣大群眾對國民黨的看法已經完全改變了。群眾心目中原來革命的國民黨已經變成了軍閥爭權奪利和鎮壓革命群眾的反動工具。由此，他認為湖南發動秋收起義，不能再打國民黨左派旗幟了，而是應該直接打出共產黨的旗中只來號召群眾。

8月18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出席了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的改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傳達和貫徹八七會議的決議。在討論秋收起義問題時，毛澤東根據調査來的第一手資料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湖南的秋收起義，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但是發動起義，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軍事的幫助，要有一兩個團的兵力作骨干，否則起義難免失敗。他還堅決主張這次湖南秋收起義，應根據敵變我變的原則， 改變中央原定全省暴動的計劃，改為湘東贛西暴動，并主張“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幟”。8月20日，毛澤東在《湖南致中央函》中明確指出：“因國際這個新訓令，影響到我對國民黨的意見，即在工農兵蘇維埃時候，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以與蔣唐馮閻等軍閥所打的國民黨旗子相對，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真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再失敗?！泵珴蓶|的主張開始并沒有為中央所接受。但毛澤東頂住了壓力，堅持不再用“馬日事變”和大革命失敗之初所用過的“中國國民黨湖南工農義勇軍” “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獨立團”的旗幟，而是高高亮出了 “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旗幟，旗上的鐮刀、斧頭、五角星象征著這支軍隊的性質與主張。9月上旬，毛澤東來到了安源，在安源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組建了湖南秋收起義暴動隊伍，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轄3個團，計5500余人?？傊笓]盧德銘，師長余灑度。分別從江西的修水、銅鼓、安源三地，欲奪取平江、瀏陽、萍鄉后，再會攻長沙。

毋庸諱言，這個進攻計劃依然是按中央把工作重點放在城市工人運動方面，將主張先奪取中心城市作為革命的中心工作的路線。 作為湖南省委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在這個時候，他不可能改變中央的決定，也預想不到即將發生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會遭到嚴重的失敗。

9月9日，秋收起義爆發。起義完全按照預定計劃進行，工農革工農革命軍軍旗命軍分別從江西修水、銅鼓、安源出發，向預定目標發起進攻。戰斗打得很激烈，也打得很英勇。但戰爭的發展往往難以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由于敵強我弱、缺乏經驗等諸多原因，起義軍遭到嚴重挫折。這種嚴重的結局令前敵委書記毛澤東不得不思考軍隊的下一步行動計劃。進攻和奪取長沙是中央的指令和計劃，可打下去等于以卵擊石。退能保守力量，但又有臨陣脫逃之嫌。

9月19日，各路剩余部隊按毛澤東的指示，集中到瀏陽的文家市。此時，部隊只剩下2000多人了。毛澤東心情十分沉重，當即找各路部隊的、戰士了解戰斗情況和思想動態。“他問得很詳細，如官長的思想動向怎么樣；士兵們都有哪些想法；戰斗情緒如何；生病的多不多？等等?！泵珴蓶|才知道：一團的失敗是師長余灑度在代理團長時私自收編了江西軍閥王天培手下的一支叛軍——邱國軒部，他沒有對這支叛軍進行政治改造，便直接編為第四團，拉上戰場，未料邱國軒是“詐降”，戰場上突然倒戈拉槍朝自己人打來，改使一團二營遭到嚴重損失；二團的失敗完全是團長王新亞麻痹輕敵、掉以輕心，在連續攻下醴陵、瀏陽城時，不聽參謀人員勸告， 留在瀏陽城里籌糧籌款，以致在失去左右兩路幫助的情況下，導致措手不及。至于三團的失利，毛澤東是很清楚的。三團原本在攻打白沙時打得很順利，但打下白沙后，轉由攻打東門市時，團長蘇先俊沒有聽取毛澤東的建議，派兵防范敵人從后面偷襲。結果事情果然如毛澤東所料，敵人偷襲白沙，致使攻擊東門市的部隊腹背受敵, 結果只得退出戰斗，雖未造成嚴重損失，但失去了戰斗良機。

毛澤東在了解到這些情況后，深深感到秋收起義的失敗實在是脫離了實事求是的古訓。唐人顏師古曾云：“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打仗不講求實際，一味隨心所欲做事，怎能不失敗呢！

入夜，毛澤東在里仁學校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冷靜地分析了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形勢，指出攻占長沙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并提出改變進攻長沙的計劃，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轉移。師長余灑度反對放棄攻打長沙的決定，仍主張取瀏陽直攻長沙，并認為不打長沙就沒有出路。毛澤東指出，暴動舉事實踐中情況變了，我們的計劃也要變，如果機械地執行“既定方針”，勢必造成全軍覆沒的悲劇。并進一步指出，中國政治不統一，經濟發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們要到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做“革命的山大王。毛澤東堅持面對現實，從實際出發有理有據的分析贏得了盧德銘、余賁民等前委委員的支持，會議最后決議“應退萍鄉”，徹底摒棄攻打長沙奪取中心城市的原定計劃。

文家市退兵是秋收起義部隊的絕處逢生之計，更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典范，是中國共產黨人把戰略進攻與退卻相結合的創舉，是中國共產黨工作中心由城市轉向農村的關鍵。毛澤東沒有將大革命失敗后保存下來的武裝力量與國民黨 強大的正規軍繼續較量，而是把部隊拉到敵人統治薄弱的廣闊農村和山區，開拓了“以農村為中心”的偉大征程。

上山是毛澤東在大革命失敗前后形成的一個重要思想。早在大革命失敗前夕，毛澤東就萌生了 “上山”思想，1927年6月，毛澤東在武漢召集“馬日事變”中從湖南出來的同志開會，號召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槍桿子保衛革命”。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舉行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堅持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 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的“上山”思想又一次深化，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將“上山”與奪取政權緊密聯系起來了。秋收起義部隊遭受嚴重挫折時，毛澤東的“上山”思想出現了質的飛躍，即從“上山結交綠林朋友”轉向“上山”后依靠力量干一番事業，以“革命的山大王”來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據何長工回憶說：到了井岡山以后，就碰到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地區有王佐、袁文才兩支農民武裝……當時不少人主張用武力消滅他們。毛澤東不同意，他說：“你們太狹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還多著呢，歷史上有哪個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滅掉了！我們要團結、改造他們，把三山五岳聯合成一個大隊伍，統治階級就拿我們沒辦法。”可見，毛澤東的“做革命的山大王”思想，并非一般人所想的上山當“綠林” “響馬”，更不是“落草”“藏匿”。其“上山”的本質是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戰略重心從敵人統治力量較強的中心城市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較為薄弱的農村山區中去，是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思想。由此看來，毛澤東引兵井岡當“革命的山大王”不是心血來潮，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實事求是的歷史性選擇。其“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為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保存革命武裝、繼續革命力量提供了有效途徑，為中國革命的戰略轉移找到了一個落腳點，更為共產黨人建立農村根據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探尋出了一條成功之路。

毛澤東的這種思想在工農革命軍上井岡山后，表現得更為突出。

他在井岡山茅坪八角樓的一根燈芯下，圍繞同國民黨的武裝斗爭(四次反“進剿”、兩次反“會剿”）以及黨內“左”和右的錯誤路線（要不要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要不要廣泛發動組織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如何在以農民成分為主的農村建黨建軍，是否堅持以游擊戰為主要形式的武裝斗爭，如何反對防御中的右傾投降主義，反對游擊戰中的“左”傾盲動主義等）不斷地進行理論總結，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兩篇巨制， 形成了 “工農武裝割據”思想。這既是對井岡山斗爭經驗的總結，也是對“全國總暴動”的否定。

井岡山的斗爭以事實說明尊崇了實事求是的路線革命事業就取得勝利，反之就招致失敗。誠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斗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機會主義作斗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有害的傾向作斗爭，并且徹底地克服它們，正確路線的建設和革命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形勢的發展客觀上已成退落之勢，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革命運動不平衡的現象愈顯突出。然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艱巨性、長期性缺乏足夠的認識，總是以蘇聯革命的模式來指導中國革命，企圖待革命高潮到達之日，來一個全國總暴動，以奪取全國政權。因此，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局，也錯誤地認為革命并未低落，而是正在高漲，強調“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 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批評“以鄉村包圍城市”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觀念”，“過時的游擊戰術”，

“必須根本的改變過來”，并號召全國工農總暴動以奪取政權。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雖在1928年4月進行了糾正，但當時的中央沒有完全脫離“左”傾盲動主義，仍然把湘、鄂、贛、粵四省列為全國革命的中心，湖南是四省革命的中心，而湘南又是湖南革命的中心。湖南省委認為只要整個湖南局勢迅猛向前發展，就可以促進全國革命的總爆發。因而，湖南省委不斷給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和后來的紅四軍發指示，6月間還曾“三變其主張”，派出杜修經前來井岡山巡視和督導。

正當井岡山軍民在龍源口打敗楊如軒、楊池生的“進剿”，慶祝 “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只羊”的時候，杜修經將湖南省委給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的信擺在毛澤東面前。信中湖南省委武斷地稱敵人“恐慌極矣”，要紅四軍“立即向湘南發展”，“留下二百條槍”，主力“殺出一條血路，向湘南資興、耒陽、永興、郴州一帶發展”，“以造成四縣的鄉村割據，對衡陽取包圍形勢”，而且要 “毫不猶豫地立即執行”，聲稱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并要求 “澤東同志須隨軍出發”。在湖南省委看來，湘南敵人恐慌動搖，調兵去湘南真是“喝米湯那么容易”。

毛澤東在接到湖南省委的指示后，真是如火燒心。從之明知失敗，不從又幾近抗命。此時正值統治階級暫時穩定的時候，湘敵 “頑強如固”，怎能采取冒進的政策呢？加之邊界在龍源口大捷后，湘贛兩省敵軍正準備向井岡山反撲，如分兵冒進湘南，前方后方都非常危險。在這種進退維谷的情形下，毛澤東召開了紅四軍軍委、湘贛邊界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傳達湖南省委的意見，并指出了湖南省委指示的“不適宜”，與會人員也一致贊同毛澤東的分析。 但是，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卻堅持湖南省委意見。為此，毛澤東于7月4日以特委、軍委的名義給湖南省委寫了報告，力陳不能分兵冒進湘南的六點實事求是的理由。并特別注明“若此刻輕易脫離寧岡，‘虎落平陽被犬欺’，四軍非常危險”。

可就是在這關鍵時刻，湘贛兩省敵軍開始了對井岡山的第二次 “會剿”，湖南敵軍一馬當先，先行進人了根據地的中心寧岡。為打破敵人的企圖，朱德、陳毅率紅軍主力二十八、二十九團實施“聲東擊西”之計，出擊湖南酃縣，迫敵“老巢”。未期紅四軍主力攻下湖南酃縣后，紅二十九團官兵思家心切，士兵委員會私下開會決議回湘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導揚其焰”，朱德、陳毅為不致軍隊分裂，率紅二十八團隨后跟進，結果在郴州先勝后敗，紅二十九團幾乎全團覆沒，只剩下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等100多人。

當紅軍主力兵敗湘南的消息傳到永新，毛澤東十分痛心。為了團結部隊、減少損失，他毅然決定親率紅三十一團第三營前往湘南迎還紅軍主力，留下紅三十一團第一營、特務連會同紅三十二團堅守井岡山。湘贛兩省敵人得知紅軍主力去湘南，便隨即從永新縣城沖殺出來，致使邊界各縣平原地帶盡落敵手，邊界黨組織、政權組織大部分被破壞，黨內投機分子也紛紛反水，造成了邊界斗爭的“八月失敗”。

事實證明，能否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黨的事業成功與失敗的關鍵。毛澤東在紅色政權理論中實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國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客觀原因。其關于“因為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分裂和戰爭”，“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議，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的論述既從理論上回答了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又對“城市中心論”進行了有力的反擊，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奠定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