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菜很苦，但有豐富的政治營養”，“好在苦慣了”，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井岡山面對饑餓難忍、刺骨寒風、傷病折磨發出的革命宣言，也是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寫照。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寫道：“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白天，戰士們以糙米當飯，以南瓜茄子為菜，還認為“味好香”；晚上，戰士們以門板當床，用稻草作被，還風趣地稱之 為“稻草被”。

面對如此艱苦的斗爭環境和物質條件，紅軍官兵并沒有被困難嚇倒，而是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積極開展自救運動，想辦法解決一個一個的難題，把革命堅持到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 在群眾的支持下，在全體官兵的積極參與下，釆取了一系列措施，與大家同甘共苦，共渡難關。

第一，領導以身作則，率先垂范。井岡山的斗爭生活非常艱苦，但是同志們都非常注意勤儉節約。“我們還在艱苦生活中提倡勤儉節約……主要靠節約辦公費、節省一切非必要的開支解決困難。比如平時的擦槍費，每支步槍規定為三分錢，錢發給連特務長，連再發給班里的辦事干事。這個規定是按月執行的。為了節省這一筆開支，我們就把從地主家里繳獲來的茶油、舊衣服發下去，讓戰士們用布條蘸茶油擦槍。機關槍、迫擊炮也按這個辦法辦。……平時辦公，每連規定每月六元錢，每天只有兩角錢。兩角錢也要節約。 比如平時每連都有一盞清油燈，是用于連部夜晚查哨、看通知，或辦公用的，這時也節約不用了，也不再發這筆錢了，盡可能利用當地的茶子油。屬于必須開支的筆墨、紙張等，我們也都注意節約開支。……所以，盡管井岡山的生活條件很艱苦，但是大家在精神上都是十分樂觀的。我們的領導尤其帶頭節約各種物資。毛委員一根燈芯的故事就是典型。井岡山時期的照明全靠油，炒菜也用油。在物質非常缺乏的時期，油是非常珍貴的。當時部隊有一個關于燈油使用規定，團、營、連部晚上辦公時用一盞燈，可以點三根燈芯，辦完公要熄掉；連部留一盞燈作帶班、查哨用，只準點一根燈芯。毛澤東當時住在八角樓上，按照規定，毛澤東可以點三根燈芯。但是，他卻一直點一根燈芯辦公、看書、寫文章，經常忙到深夜。就在這微弱的燈光下，毛澤東寫下了《井岡山的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等光輝著作。

朱德扁擔的故事同樣反映了井岡山時期紅軍的領導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朱毛會師以后，敵人加緊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為了解決眼前的吃飯和儲備糧食問題，紅四軍司令部發起下山挑糧運動。這些糧食大部分從寧岡的大隴運來。大隴的糧食是龍市、古城等地集中起來存在那里的。朱德也常隨著隊伍去挑糧，一天往返50 公里，光是空手上山下山都很吃力。“山上的生活是十分艱苦的。首先是缺乏糧食，這里吃的糧食完全靠下面運上來。前方打了土豪，弄得了糧食，就通知我們下山去背回來。通訊班的戰士下山背一袋糧食上來，經常需要三天甚至四五天的時間。后來前委領導作了一條規定，部隊休整時都要給山上運糧食，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都親自帶頭，和戰士一起運糧食。”而且每次兩只籮筐裝得滿滿的，走起路來十分穩健利落，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也常被他甩得老遠。戰士們從心眼里敬佩朱軍長，但又心疼他。40開外的人了，為革命日理萬機，還要翻山越嶺去挑糧，累壞了怎么辦？大伙就勸朱軍長不要去挑糧，可是朱軍長風趣地說，吃飯有我的份，挑糧也得有我的份兒。光吃飯不挑糧不成了剝削階級了嗎？大家一商量，就把他的扁擔藏了起來。朱德沒了扁擔，心里很著急，他讓警衛員到老鄉那兒買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自己動手，連夜做起了扁擔。月光下，他破開竹子，熟練地削、刮、鋸，一會兒就把一面黃一面白的半片竹子， 做成了一根扁擔。為防止戰士們再藏他的扁擔，就在上面刻了“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大字。第二天一大早，挑糧的隊伍又出發了，朱德仍然走在戰士們中間，大家看見他又有了一根新扁擔，感到十分驚奇，崇敬之外更增添了幾分干勁。從此，朱德的扁擔的故事傳開了，大家都被朱德軍長的精神所感動了。后來，戰士們為此編了一首歌謠，“朱德挑谷上坳，糧食絕對可靠，大家齊心協力，粉碎敵人‘圍剿’”。每當遇到困難，唱著這首歌謠，就會給戰士們增添勇氣和信心。

第二，軍隊實行民主，官兵平等。井岡山時期，雖然物資非常匱乏，但是軍隊實行民主，官兵平等，官兵一致。三灣改編時，紅軍成立了士兵委員會制度，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實行官兵平等，廢除了舊軍隊里打罵士兵的管理方式，讓每個士兵都感受到了民主和自由。不管是士兵還是長官，誰犯了錯誤都一樣地受到懲罰。王紫峰回憶說：“士兵委員會開士兵會時，每個士兵都有發言權。例如，班長派班不公平，哪位長官說話態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會上進行指名批評。對經濟的意見，士兵同樣可以在大會上講。對排長、連長、黨代表的缺點都有批評的權利。士兵委員會設有經濟委員會或小組，管理連隊的伙食，每個禮拜或每半個月，經濟委員會要清算管理員的賬目，做到經濟公開。”官兵同甘共苦，一律平等，就算是斗爭條件再艱苦，大家都毫無怨言。“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以前的官僚主義被徹底廢除，官兵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奮力殺敵，官長的榜樣和官兵的平等無聲地教育和感化了每一個士兵，尤其是俘虜兵，讓他們感覺到了紅軍與國民黨軍隊的差異, 逐漸地開始認識紅軍，認識我們的黨。粟裕后來曾感慨地說過：“說服教育勝過拳頭，而官兵平等的實際行動又勝過萬語千言。俘虜兵來到紅軍一段時間后，思想和行動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很快變成英勇的紅軍官兵。楊克敏說：“每每俘虜過來的士兵，他們常常有感覺現在生活滿意的表示……他們到我們軍中來一看，完全別有天地，與他們原來的社會完全兩樣，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線光明，精神上當然是愉快的。”毛澤東也感慨地說：“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這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

”在吃穿上同樣如此。據楊至誠回憶說，“從毛黨代表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樣的，發零用錢兩角一律是兩角，四角一律是四角”。正是這種民主，讓士兵感覺到了從來沒有過的平等和自由，即使再苦再難，一想到官兵平等，我們的戰士就煥發出格外的精神和力量。紅軍士兵“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斗爭中不出怨言”。

毛澤東的警衛員龍開富回憶說，“毛委員和戰士一樣艱苦，戰士們吃什么，他也吃什么，戰士們穿什么，他也穿什么”。在井岡山上曾流傳著毛澤東“吃苦菜”的故事。有一次，毛澤東來到步云山練兵場，發現戰士們鬧情緒，一了解原來是部隊缺糧食，挖來的野菜又太苦，難以下咽。毛澤東二話沒說，端起碗夾著野菜便大口地吃起來。他一邊吃一邊說，這種野菜是很苦，可是有豐富的政治營養！我們干革命，就要吃大苦，沒有今天的苦，哪有明日的甜呢？ 戰士們聽了都深受感動！

1928年冬天，朱德寫了副對聯：“紅軍中官兵伕穿吃薪餉一樣；白軍里將校尉起居飲食不同”，這是官兵平等的一個生動寫照。據陳毅記述，群眾及敵兵俘虜初見鼎鼎大名的紅四軍軍長（朱德）那樣芒鞋革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個伙夫頭。而事實上，“伙夫頭”正是朱德在紅四軍中的綽號。紅五軍上山后，朱德去給他們講話，大家一邊鼓掌一邊就笑了起來。朱德馬上明白了大家笑什么，他說：同志們不要笑，無產階級的軍長就是這個樣子的，革命總是要經過一個艱苦的階段，不艱苦，革命就不能成功！
        第三，積極開展生產自救。為了擁有足夠 的糧食和物資供給，毛澤東非常重視發展生產運動。紅軍每打下一個地方，都把土地分配給農民，調動農民的生產工書院對聯積極性。部隊在戰斗練兵之外的空閑時間都組織去幫助農民進行農業生產。有人回憶，“那個時候，毛司令親自帶領賀子珍、賀敏學和紅軍司令部的同志到永新泉水窩側邊幫助我們割禾，以后又在塘邊前村的田隴里，幫助孤寡老人和勞動力缺少的群眾割禾”。當時大多數家庭的男人都參軍參戰了，勞動力不夠，毛澤東積極號召婦女同志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動員婦女學習耕犁技術。有婦女回憶道，“那時，強壯的男人都去打土豪劣紳或者參加紅軍了，家里只剩下些老弱病殘。于是，犁田、耙田、插秧都是我們婦女干的”。此外，還組織農業互助，開展勞動力換工和農具耕牛互助等措施來加強農業生產。邊界政府還大力興修水利、修牛路，保護莊稼，植樹造林，保護水土等農田基本建設。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各級黨組織和工農兵政府發動農民廣泛地開展了修復陂、圳、壩的活動。如當時永新一心鄉，修復了一座能灌溉300畝面積的海內塘以及許多大小水渠。 蓮花也修復了許多大小水陂、水壩、水渠，保護莊稼。1928年夏，毛澤東來到永新塘邊村，看到塘邊、大屋兩村農民上山放牛時，都要經過“泉水窩”，那個地方因為路太窄，牛在田里亂跑，一路上要吃掉、踩壞不少禾苗。毛澤東馬上召集了黨支部開會，經過研究決定發動干群在村后沿山修了幾條“牛路”（因所修路比馬路窄比田埂路寬，農民稱為“牛路”），避免了放牛損壞禾苗的現象。

紅軍戰士還到處開荒種糧、種菜，想盡辦法多種作物，齊心協力，積極開展生產自救。王耀南在《井岡山上二三事》一文中回憶到：“小井醫院黨代表曾志親自動手種南瓜，她要求每個人種四棵。有些同志是輕傷病員，身體好些，當然可以種，有些重傷員，殘廢了，起不來，走不動。在這種情況下，傷病員互相幫助，有的戰士不是種四棵，而是種了十幾棵，這就保證了平均每人種四棵。大家種南瓜的情緒很高。有的輕傷員說，我多種是為了以后給重傷病員吃，不要把他們餓倒了。這樣一來，很快地形成了種南瓜的群眾性熱潮。當時有位趙排長，腳被打傷了，在稍好了點后，他便拄著拐棍，一瘸一拐地硬要去種南瓜。醫務人員叫他不要去，他說，我的腿壞了，可我還有手，干不了重活，還可以干輕活，我不能挑糞, 還可以澆水，可以點籽。為了大家多種糧食，多產糧食，各地還頒布了發展農業生產布告。比如，寧岡縣第三區第八鄉蘇維埃政府布告明確規定：“本府現已成立，從今奪取政權。肅清反動革命，隱藏罪亦牽連。打倒封建勢力，嚴禁賭博洋煙；紅軍幫我工農，瓜分地主糧田；屬鄉均已分好，務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拋荒，查覺重責難免；刻下稻熟之期，不準鵝鴨放田；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領遵為先。這張布告旗幟鮮明地告訴人們，鄉政府成立之后就是要大力發展農業生產，鞏固土地革命成果。同時，還加強社會治安，嚴禁賭博洋煙這類封建惡習。即使當時階級斗爭激烈，戰爭任務繁重，但鄉政府對領導農業生產的措施還是具體有力的，例如責任到戶，不準拋荒；不誤農時，抓緊耕耘；稻熟期間，關好鵝鴨等。對普遍存在勞力、農具、耕牛不足的問題，采取互助合作的辦法解決，動員和組織群眾實行勞力換工和耕牛農具互助，對軍烈屬實行包耕、代耕，從而保證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普遍獲得了農業生產的大豐收，“寧岡縣糧食總產量，1928年比1927年增長20%，油、茶的豐收， 更是十幾年來所沒有的”。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戰爭，改善了人民生活，鞏固了新生的紅色政權。

第四，開設紅色圩場，搞活邊界經濟。邊界的經濟非常困難，國民黨對井岡山的經濟封鎖，使得根據地的藥品、食鹽等物質奇缺，紅軍只能自己想辦法解決。1928年1月25日，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后，毛澤東指示恢復了草林圩場，成為調劑根據地內紅軍物資緊缺的一個重要陣地。5月，毛澤東又根據根據地內的經濟形勢，與袁文才商量在臨近湖南酃縣的寧岡大隴開辟了大隴紅色圩場。由朱述庵、陳次謀、劉克勛、趙諧克、吳光遠五人組成籌建委員會，負責籌建圩場等事項。籌建委員會發動群眾，就地取材，僅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就把圩場建起來了。1928年五月二十八（陽歷7月15日）正式開圩，并規定農歷二、五、八日為逢圩日。當時，湘贛邊界的群眾紛紛前來趕集，到圩人數很多。

湖南酃縣九都、十都一帶的群眾還不畏艱險，避開反動地方武裝的明崗暗哨，沖破層層關卡，想方設法把食鹽、藥材等急需物資運進山來，支援紅軍。紅軍戰士十分注意保護中小商人的利益，嚴格執行“三項紀律，六項注意”，深受廣大農民和中小商人的擁護。至今寧岡人民還流傳著紅軍司務長買賣公平，為補一分錢找遍大隴街，終于把錢送到群眾手里的動人故事。那時，大隴區工農兵政府在圩場上開辦了一個商店，商店里貨物很多，價格合理，凡是使用井岡山上井紅軍造幣廠鑄造的“工”字銀元在這個商店購貨，都優先供應，并適當優待。充分發揮了公營經濟對圩場的主導作用，有利于控制金融，穩定物價，提高紅色政權貨幣的信譽。

大隴紅色圩場的開辦，溝通了根據地內外的貿易，繁榮了根據地的經濟，支援了革命戰爭，同時密切了軍民關系，對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起了很大的作用。“對于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行得好的。……在遂川特別受了好的效果到縣城和市鎮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圩場開辦以后，邊界經濟活躍起來，紅軍所需要的很多物資得到了解決，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

賴春風在《毛委員領導我們建立紅色圩場》中說，“大隴紅色圩場開辟后，白區的商販和人民群眾一致反映，他們來到大隴圩場做生意，感到什么都比白區新鮮，心情格外舒暢，紅區和白區真是兩重天！他們哪怕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到根據地來做生意，支援根據地人民的斗爭。井岡山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則說：毛委員真英明……大隴圩場開得好，不僅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渡過了難關，而且促進了根據地工農業生產和經濟建設的發展”。草林、大隴兩個圩場的設置，不僅打破了敵人的封鎖，而且促進了經濟發展，改善了軍民的生活，為我黨日后的農貿市場的經營管理提供了初步的經驗。

第五，建立被服廠和軍械處。井岡山斗爭時期，冬天相當寒冷，紅 軍和老百姓穿衣是個大問題，因為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布匹和棉花等物資很少，也非常貴。 1929年2月25日，楊開明《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布匹、棉花及日用必需品有由小販自酃縣偷販過來者，因為供不應求之故，價值的昂貴，等于上海的物價。因為經濟如此的崩潰，經濟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眾感覺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穿衣問題必須靠自己來解決。1927年10 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上井岡山時，紅軍戰士只穿兩件單衣，為了解決戰士的過冬問題，部隊攻克遂川后，繳獲了大批布匹，毛澤東指示在桃寮村張氏宗祠的地方，建起工農革命軍第一所被服廠。桃寮被服廠成立后，縫工有30余人，主要生產單衣、帽子、米袋、綁腿、子彈袋等。1928年5月，部隊攻克永新縣城，又繳獲了大量軍械物資和許多布匹，這對被服廠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為了加快被服廠的生產，部隊選派了幾名會使用機器的同志參加被服廠工作。由林善賓擔任廠長，人員增至130余人，全廠分成了 13個組，每組5至9人，從手工制作發展到部分機器生產。毛澤東同志出常關心這項工作，親手為被服廠寫了牌名，并時常到這里，鼓勵大家努力生產，支援前線打仗。在毛澤東同志的關心下，以及余賁民、范樹德、楊立三等同志的具體指導下，被服廠走上了正軌。為了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被服廠還在工人中建立黨的組織。被服廠的開辦，有效地解決了全軍5000人的穿衣問題，支援了井岡山的 革命斗爭。

紅軍初期，沒有自己的兵工廠，武器來源主要靠戰場上繳獲。武器壞了，需要修理也非常困難。如何把僅有的一些武器盡可能地修好，投人到戰斗中去，是軍事斗爭非常急切的事情。在井岡山斗爭初期，部隊主要是利用袁文才的小修理部設立修械所。紅四軍成立后，成立了軍械處，宋喬生任處長，刁輝林任副處長，從軍隊和地方上調集30余名槍工，主要負責修理全軍的各種武器，以及時供 給紅軍在戰場上使用。由于工人們的努力，軍械處成立后不久，不僅能修理各種武器，制造梭標、大刀和鳥槍，而且還能制造出單響槍和松樹炮，有力地解決了紅軍各部隊的武器供應。1928年8月30 日，黃洋界保衛戰中使用的那門迫擊炮就是在這個軍械處修理后抬上黃洋界參加戰斗的。正是這關鍵的一炮，使“黃洋界上炮聲隆， 報道敵軍宵遁”。除了修理戰士的武器外，紅軍軍械處的工人們還經常幫助當地農民兄弟修理鐮刀、鋤頭等各種農具，給農民提供了方便，得到農民們的稱贊，軍械處既有力地確保了前方作戰，又支援 了農業生產，密切了軍民關系。

第六，軍民同熬硝煙，共渡難關。井岡山斗爭時期，食鹽是非常珍貴的東西。部隊一開始到井岡山時，通過打土豪，通常可以搞到一些食鹽，勉強解決部隊和百姓的需求。敵人對井岡山實行封鎖 后，食鹽在當時相當稀缺和昂貴。硝鹽一塊錢八兩，咸鹽一塊錢只能買到一兩，還很難買到。沒有鹽吃怎么辦？為了解決大家吃鹽的問題，邊界政府就開展軍民熬硝鹽運動，共渡難關。于是，大家就從老房子的墻根上，把老土墻的土挖出來，換上新土，然后把這種土墻的土放在水里泡，用泡的水來熬硝鹽。硝鹽熬出以后，上面是硝，下面是鹽。“就是這樣的硝鹽，在南瓜湯里放進一點，味道就算很好了。要是在南瓜湯里能放一點咸鹽，就了不起了。雖然生活這樣艱苦，但是，戰士們很樂觀，部隊的情緒特別高。戰士們說打到‘刮’民黨，天天南瓜湯。”

在敵強我弱、物質生活菲薄、戰斗頻繁的極端艱苦條件下，井岡山軍民任憑“敵軍圍困萬千重”，然而“我自巋然不動”，并且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天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