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偉大史詩般的井岡山斗爭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精神，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以“敢為天下先”的魄力和勇氣，率領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發動群眾，恢復地方黨組織，建立紅色政權，開辟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這既是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上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農村的開始，也是以“工農武裝割據”為核心 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新型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

在斗爭中創造新局面，是從創建新型人民軍隊開始的。1927年 9月，毛澤東率領部隊退至永新三灣村，雖然此時部隊已基本擺脫了國民黨的追兵，但是整個部隊人員銳減，士氣低落，軍心渙散，缺醫少藥，并且存在著嚴重的軍閥作風和打罵士兵的現象。部隊面臨著快要散架的危險。據羅榮桓回憶：“這支部隊中，雖然有不少，但沒有形成堅強的組織領導，也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軍事指揮員大部分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他們都是知識分子，沒有經過更多實際戰爭的鍛煉，指揮能力較弱，舊的一套帶兵方法，妨礙著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這支部隊的戰斗力并不強。”賴毅也回憶說：“蘆溪受挫后，部隊中許多知識分子和軍官出身的人， 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也在這時背叛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這真是一場嚴重的考驗。”

怎么辦？ 9月29日晚，毛澤東召開工農革命軍前委擴大會議，在總結秋收起義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分析了部隊的政治思想狀況，提出改編的主張并得到通過。其核心內容是建立兩大制度：一是確定了 “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將以前一個團一個支部改成班有黨小組，連有黨支部，營團有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全軍由前委統一領導，確立了黨對這支部隊的絕對領導權；二是在部隊中建立民主制度，在連營團各級設立士兵委員會，提出上下一致、官兵平等的口號，廢除體罰制度和克服打人罵人的現象，并在全軍中進行民主教育。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

“三灣改編”初步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及舊軍人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為我黨如何建設自己的軍隊進行了最早的也是一次較為成功的探索和實踐，標志著毛澤東建設人民軍隊的思想開始確立。之后，無論是南昌起義部隊上井岡山，朱毛會師，還是彭德懷率平江起義部隊上井岡山，新型人民軍隊都是按照“三灣改編”確立的這兩大制度來進行組建的，它為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政治建軍的基礎以及建設一支拖不垮、打不爛的新型人民軍隊起了重要作用。

10月7日，毛澤東在袁文才的幫助下，進駐茅坪，使這支新型的人民革命武裝找到了一個落腳點，設立了留守處和后方醫院。茅坪安家之后，工農革命軍雖然正式擺脫了敵人的追擊，但擺在毛澤東面前的事情卻是千頭萬緒，繁復異常。

萬事開頭難。這個頭應從哪里下手？毛澤東覺得首要是繼續擴大革命影響，亮出革命軍的旗號，廣泛發動群眾、團結群眾，萬眾一心共同開創新局面。于是，一面安排何長工去長沙聯絡湖南省委并相機尋找南昌起義余部，一面對邊界幾縣情況開展社會調查。10 月中旬，毛澤東率領部隊沿湘贛邊界游擊至酃縣水口時，得知茶陵空虛的消息。為擴大革命影響，決定分兵一路去遂川，一路經安仁攻打茶陵。

茶陵是寧岡相鄰五縣中的大縣，人口多，地域寬，且是井岡山割據區通往湖南的門戶和屏障。10月21日，宛希先等帶領工農革命軍化裝成國民黨士兵，直搗茶陵縣署衙門，救出80余名在押待斃的工農運動骨干。在這些骨干的配合下，又抄查了縣署內的卷房和財產保管處，搜索報紙資料及錢財，并以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 一團團長郭亮的名義張貼布告后撤離茶陵。此次戰斗雖然規模不大，時間也不長，但卻極大地擴大了革命的政治影響，鼓舞了茶陵人民群眾革命的希望，震懾了地方的土豪劣紳。

率領部隊完成沿湘贛邊界游擊擴大政治影響后，在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藍圖，逐漸在毛澤東的心中明晰開來。

11月初，毛澤東率部回到了茅坪后，在茅坪象山庵召開寧岡、永新、蓮花三縣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要求各縣迅速開展恢復與重建黨團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武裝斗爭。從此，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各項事業井然有序地開展。毛澤東把武裝斗爭放在了首位。象山庵會議期間，得知湖南發生了 “李唐戰爭”，茶陵的敵人卷入了戰爭，兵力空虛，毛澤東當即決定再次攻取茶陵。

11月15日，毛澤東向戰士做了戰前動員，他說：“現在李宗仁和唐生智軍閥混戰，把軍隊都拉走了，山下縣城空虛，正是我們開展革命工作的好機會……”11月18日，工農革命軍在團長陳浩的率領下奪取茶陵。茶陵縣是工農革命軍進軍井岡山之后占領的第一座縣城，如何建立紅色政權？如何完善紅色政權？黨又如何執政？這些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也是從未有過的。團長陳浩在茶陵成立了一個“人民委員會”，并派在北伐時期曾擔任過安徽旌德縣長的譚梓生充當縣長。譚梓生對如何當紅色政權的縣長，同樣心中無數。“沒有經驗，便開始時按舊章辦事”，升堂審案，派捐完糧。毛澤東聞知后，指示要召開工農兵代表會議，成立工農兵政府。為此，11月28 曰組建了茶陵縣工農兵政府。選舉譚震林、李炳榮、陳士榘三名工農兵代表組成了工農兵執委。不久，由于“李唐戰爭”結朿，茶陵 縣反動民團羅定部反撲，茶陵縣委縣政府被迫撤出茶陵。

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革命政權的嘗試，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湘贛邊界）的第一個工農兵政權，也是全國的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盡管因強敵進攻，僅存在了一個月，很多工作還來不及開展與深人，許多政府的職能也沒有來得及完善，但對于蘇維埃政權建設卻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如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這個時期土地革命前并沒有使之深入，政權機關基本是工農兵代表會及人民委員會兩種名字，簡單稱之為工農兵政府，沒有蘇維埃的稱呼。這些簡單的做法，一部分是閉門造車自己做的，一部分是報紙傳來的廣東暴動十二月十一日的消息，照著這一文告做的，如人民委員會。因為從十一月底起，即與省委斷絕交通，黨的一切主張完全不知道。”

在“與省委斷絕交通，黨的一切主張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井岡山精神治黨治政治軍等一切之事，做起來的困難可想而知。毛澤東以開拓創新的精神， 茶陵縣工農兵政府舊址不等不靠，大膽摸索，從1927年10月起，經過艱難的創造與割據，先后恢復和發展了六縣的黨團組織，建立起中共湘贛邊界特別委員會和茶陵、遂川、寧岡、永新、蓮花、酃縣以及新遂邊陲特別區工農兵政府，組建了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

1928年1月上旬，毛澤東率部攻下遂川，籌備成立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毛澤東不僅親自指導工農兵政府的籌建，并對陳正人草擬的《遂川縣工農兵政府臨時綱領》進行了修改，綱領包括政治、文化、軍事、土地、生產、人民生活各個方面，總計30多條，對如何執政進行詳細規定。

1928年2月，工農革命軍攻克寧岡縣城新城后，組織籌建寧岡縣工農兵政府。由于有了茶陵和遂川經驗，成立后不久，毛澤東組織大家發布了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施政綱領，成立了區鄉各級工農兵政府，建立了相對完整的紅色政權體系。同時，毛澤東還創造性地提出“黨政分開”，要求“以后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在新遂川邊陲特別區、永新、蓮花、酃縣等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的基礎上，1928年5月底，湘贛邊界各縣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順利召開，成立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贛邊界特別委員會。接著，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也在茅坪成立。

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是全國第一個跨省的地區級紅色政權，并設置了工農兵代表大會、工農兵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以及軍事、財政、土地、司法、青年、婦女及工農運動委員會等各個行政機構。 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當時管轄的雖然只有6個縣，計7200平方公里，50余萬人口，相對整個偌大的中國，地域很小，但影響卻很 大。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紅色政權，最早進行局部執政的嘗試。

為確保人民軍隊的性質，毛澤東還在井岡山制定了三大任務和嚴明的組織紀律。1927年10月23日，為了讓部隊上山后能與王佐部隊搞好關系，防止違反群眾紀律的事情發生，毛澤東于部隊出發前，在荊竹山的“雷打石”處第一次提出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12月底，在經歷“湖口風波”之后，毛澤東率部隊退到龍市在龍市召開大會，又首次宣布了紅軍的“三大任務”。三大任務的制定和頒布，明確了軍隊政治與軍事的關系，規定了人民軍隊的性房 1928年初，工農革命軍占領遂川城時，部隊在分散活動過程中出了一些違背紀律的事情，毛澤東在遂川縣城李家坪召開了全體革命軍大會，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六項注意”；1928年3月底，工農 革命軍應湘南特委要求，進人湖南，策應湘南暴動，在桂東沙田，毛澤東正式向部隊頒布完整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紅軍南 下贛南創立中央革命根據地，將“六項注意”增加為“八項注意”， 這就成為我軍最早的關于人民軍隊建設的紀律規定，確保了人民軍隊的性質始終不變。

此外，在井岡山根據地創建過程中，還首創了正規紅軍、地方赤衛隊和暴動隊三結合的武裝斗爭形式，創立了人民軍隊體制；為了更好地抗擊來犯之敵，又實行了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建軍原則和民主制度，以及正確對待俘虜的政策等。

戰爭不僅是敵我雙方力量的生死博弈，也是謀略和戰術運用的勝負較量。毛澤東、朱德等在指揮軍事斗爭的實踐中，先后提出了“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戰術原則。對于井岡山根據地紅軍游擊戰爭創造的這些戰術原則，朱德概括道，“游擊戰爭的方向，不是采取過去占大城市的方法，而是釆取實事求是，與群眾結合，發動群眾起義，創造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在總結這些戰術時也稱，“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展是一天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不得我們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這些獨特的軍事戰略戰術的提出和形成，深刻體現著實事求是、敢創新路的精神。這是處于劣勢的弱小軍隊戰勝優勢敵人的法寶，在此基礎上逐步發展形成的中國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成為人民軍隊建設的重要原則，并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軍事思想寶庫。

正是有了人民軍隊的正確策略和靈活的游擊戰術思想，使得紅軍在打破了江西敵人的四次“進剿”的同時，也促進了紅軍隊伍和根據地的壯大。如1928年2月，毛澤東率部以“集中以應付敵人” 的游擊戰術，襲取了寧岡縣城新城，取得了第一次反“進剿”的勝利，初步建立了井岡山根據地。1928年4月，朱毛會師井岡山后組建紅四軍，又于四五月間連續打破江西軍隊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二、 第三次“進剿”。五斗江、草市坳戰斗的勝利，分別運用了誘敵、奔襲等戰略戰術，這種依托游擊戰術為手段的方法，為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連敵人也不得不承認：“朱德、毛澤東……圖據湘贛邊界，為屯聚訓練之所，我進則竄，我退則進，我駐則擾。以此持日之久，未克聚殲。”

湘贛邊界的紅色風暴，也令國民黨坐立不安。1928年6月中旬，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奉蔣介石之命，以第九師長楊池生為總指揮， 率九師三個團，加上楊如軒二十七師兩個團，共五團之眾，從吉安進攻永新，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進剿”。與此同時，湘敵吳尚第八軍的第二師也由平江調防攸縣，加強對湘贛邊紅軍的防堵。 面對敵人的來勢，毛澤東、朱德、陳毅詳細制定迎敵方案，一方面利用寧岡北面屏障新、老七溪嶺的有利地形，集中力量抗擊來犯之敵；一方面則廣泛動員寧岡、永新群眾支前參戰，協助紅軍破敵。

龍源口戰斗是紅四軍成立以來進行的最大規模、最為激烈的一次戰斗。對此，楊開明在1929年2月25日的《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記載： “6月23日龍源口（永新境內，由寧岡入永新的道路）一戰，……敵為二十五、二十六團江西軍隊之最狠的部隊，戰斗力最強，都系老兵，技術熟練。這次的戰爭敵我兵力相當，為江西所未經過的大戰，期間進退周旋，經過許久的肉搏，因為我們占得地形的優越，敵仰我俯，居高臨下悻悻一鼓敗之，期間戰機的危險非常嚴重，不為敵人所敗者幾希。……此役敵3團全潰， 繳槍約七八百支……敵遂退出永新，永新即完全為紅軍占領。”

龍源口大捷后，紅四軍乘勝第三次占領永新城。至此，贛敵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進剿”即告破產。龍源口戰斗的勝利，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說：“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永新寧岡交界）一戰, 第四次擊破江西敵人之后，我區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是為邊界的全盛時期。

面對龍源口戰斗的勝利與根據地的擴展，毛澤東不僅沒停下思考，反而積極加強根據地建設，為迎接新的戰斗做準備。鑒于此時永新完全處于紅色割據之下，且該縣人口稠密、物產豐富、地形復雜，在經濟、政治、軍事諸方面有著重要地位，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要“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的思想，具體措施即“大力經營永新”，為鞏固大本營提供了重要保障。

1928年6月26日，毛澤東在永新縣禾川中學主持召開紅四軍連以上、地方黨和地方武裝負責人聯席會議。會議分析敵人受此重創后，必然不久會來反攻，所以乘敵未反攻之前用大力造成群眾與黨的相當基礎，可增加幾分勝利的可能性。藉此提出紅軍短期分兵、開展群眾工作，大力經營永新的方針。在與湖南省委派到邊界充任特委書記的楊克敏談及“大力經營永新”的想法時，毛澤東說: “我們看永新一縣，要比一國還重要。所以現在集中人力在這一縣內經營，想在最短的期間內，建設一個黨與民眾的堅實基礎，以應付敵人下次的會剿。”

會后，部隊即分兵永新、蓮花、吉安、安福開展游擊，進行籌款、組織黨組織蘇維埃、分田、組織工農武裝等工作。毛澤東則親率部隊在永新塘邊、夏幽蹲點，創建黨組織，建立政權與暴動隊、赤衛隊，草擬分田綱領，深人落實土地革命。在毛澤東和紅四軍廣大指戰員的努力下，永新的工作發生了很大變化。建立了各種黨群組織，如塘邊支部由1個發展到11個，土地革命深入開展，地方武裝赤衛隊、暴動隊發展到七八千人。同時，還營造了僅次于井岡山的第二個軍事根據地——九隴山軍事根據地，使之成為邊界各縣地方武裝的軍事屏障。

在應對國民黨軍頻繁的軍事進攻的同時，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還帶領湘贛邊界軍民，成功地打破了湘贛兩省敵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嚴密經濟封鎖。在因經濟封鎖而造成的嚴重困難面前，開展了一場艱苦卓絕的反經濟封鎖斗爭。他們開辦了大隴紅色圩場，有力地活躍了根據地的經濟輸出與緊缺物資的輸入，溝通了赤白貿易，緩解了經濟危機；設立了公賣處、成立了竹木委員會，活躍了根據地的經濟，有效地為群眾排憂解難；開展群眾性的熬硝鹽運動， 緩解了根據地內食鹽奇缺的困難；創辦了造幣廠，緩和了根據地的貨幣流通。這一切，都極大地顯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紅色政權的強大經濟生命力，顯示了老一輩革命家在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信念與才智。

由此可見，上述人民軍隊、紅色政權、土地革命的建設與經營，正體現了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戰略基地三者密切配合的實踐。這一思想初步解決了在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農業大國，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共產黨怎樣堅持革命，怎樣發展、壯大革命力量，為奪取革命勝利創造條件的問題，極大地豐富了毛澤東的根據地建設思想。正如毛澤東指出，“邊界紅旗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創造和擴大，是十分必要和正確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把湘贛邊界割據的勝利同奪取全國政權的宏偉藍圖聯系起來考慮，并精辟地指出：“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

毛澤東身在井岡山，放眼全中國，這種深邃的思想和科學的預見，充分說明了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在全國政權勝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眼光和氣度，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才能有此遠大的理想和目標，抱著堅定的信念，以壓倒一切的氣概，從艱苦非常的斗爭中創造出新局面。歷史證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完全是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領導邊界軍民實事求是，敢創新路、不懈奮斗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