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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村隸屬于河北省保定市高陽縣西演鎮。始建于1917年8月的“國保”單位——中國第一所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舊址位于該村東南部。
1917年夏季,高陽籍人士李石曾到高陽縣布里村探望好友段子均(老同盟會會員),二人共同商議在布里村成立“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為李在法國創建的豆腐公司招募華工。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曾于1918年10月6日從北京專程到保定看望在育德中學留法班學習的湖南學生和即日剛從湖南來到保定,隨即又轉赴布里村看望在留法工藝學校學習的30余名湖南學生。
1982年,這里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首批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人們不禁發出疑問:為什么布里村有這樣一座留法工藝學校?
一切的一切,要從一塊豆腐說起。

“我們高陽有句老話——夜里想了千條路,早上起來磨豆腐。高陽農民有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做豆腐的傳統,就像今天的紡織一樣,一百多年前,豆腐曾是高陽的‘地方名片’。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一個高陽人從一塊豆腐開始,成就了一件從某種意義上可謂改變歷史的大事業。這個人,就是留法勤工儉學的創始人之一、清末軍機大臣李鴻藻之子李石曾。”文史專家、高陽文化館創作員史克己從事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研究多年,他一開口,就把筆者的思緒拉回到了一個多世紀以前。
“1907年,李石曾作為中國最早的留法學生之一,從巴黎巴斯德學院生物專業畢業,喜歡研究大豆的他甚至出版了一本法文專著《大豆的研究》,在法國引起轟動。”史克己告訴筆者。
身處法國的高陽人李石曾對家鄉名產念念不忘,為了讓豆腐這種中國傳統食品在異國落地生根,他“異想天開”地要在巴黎西郊著手創辦一個“巴黎中國豆腐工廠”。
“法國人沒見過豆腐、更不會做,于是,李石曾想到了自己的老家。1908年,不常回來的李石曾特意回到家鄉,找到他的好友、布里村人段子均商量招華工赴法。可是,當時的人們大都不愿意出國發洋財。”史克己的話,講出了李石曾當年的無奈。
碰了壁的李石曾和段子均改變策略:先訂合同,為期四年;同時在布里村辦一個豆腐公司訓練班,學好技術和簡單法語后再赴法國做工;對愿意赴法之人,先發數額不菲的安家費,服裝費和赴法路費也由豆腐公司解決。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久,段子均就幫李石曾在布里村找到兩個“首吃螃蟹的人”——段憲章和段壽田。

“1908年下半年,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批赴法華工踏上了從陸路奔赴法國的漫長旅程。”史克己告訴筆者,“這不僅是中國工人第一次赴法做工,也讓法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華工’的稱謂。”第二年,經過布里豆腐公司訓練班培訓的又一批華工順利赴法。
“短短幾年,豆腐工廠先后在高陽縣招募工人40余名。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是最早赴法的華工,高陽縣由此贏得了‘華工之鄉’的美譽。”研究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多年的省博物院原研究員鄭名楨給出了如此評價。
1907年,孫中山在巴黎結識了李石曾,其后還親自到豆腐公司參觀,并在其著作中記述:“吾友李石曾留學法國……以研究農學而注意大豆,以興開‘萬國乳會’而主張豆食代肉食,遠行化學諸家之理,近應素食衛生之需,此巴黎豆腐公司之由起也。”
而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李石曾也資助頗多。據說兩人曾經約定,孫拍電報到法國找李要錢,只需要打一個字母:A代表1萬,B代表2萬,C代表3萬。因此有人戲言,舊民主主義革命中的一些重要經費,是高陽人磨豆腐磨出來的。
上世紀80年代,當年赴法老華工之一、布里村民陳珍如曾不無得意地對當時的本村教師王章書講述:“當年我們的產品——豆腐、豆腐皮、豆腐干、豆腐絲,參加在法國巴黎呂南公園舉辦的萬國食品博覽會時,人山人海,大家搶著買……”
“王章書這個土生土長的布里人,正是布里留法勤工儉學史研究的關鍵人物。”79歲的鄭名楨動情地告訴筆者,“1978年,我下鄉到高陽調研時,結識了王章書,并由此一道開始了對布里這段特殊歷史的研究。十幾年里,我們走遍了大江南北,采訪了很多運動的親歷者和他們的親屬,最終,數百件珍貴的文物資料被奇跡般地保留了下來。而王章書本人,卻在2008年春天悄然離世。”
就在豆腐公司蒸蒸日上的過程中,為了提高華工的文化水平和制作工藝,李石曾辦了一個夜校,工人們白天做工,晚上則在此學習中文法文以及基礎科學知識。
“這就是著名的豆腐公司工人‘工余求學’,它是旅法華工教育的起點,更算得上留法勤工儉學的雛形。”鄭名楨評價道。
截至1920年底,全國留法勤工儉學人數約1700余人,他們中年齡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親、54歲的葛健豪,最小的則是12歲的高陽人王書堂。
陳毅元帥生前回憶自己留法勤工儉學時曾談到:“法國的工廠生活,是寄在資本主義制度的下面……我對被資本家辭退的法國工人深表無限同情,覺得社會革命是極合理的事……”
1922年,“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和“中共旅歐支部”,在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等先進分子的組織活動下成立。從此,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留法勤工儉學生們,不辭艱辛、遠涉重洋,尋求科學和真理。從他們中涌現出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一大批為后人熟知的青年才俊,在汲取西方先進文明營養的同時,利用在歐洲的有利條件,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相繼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成為中國共產黨不同歷史時期重要的領導人。”鄭名楨說。
“正所謂‘一部留法史,半個科學院’。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另一大貢獻則是對近現代中國科技人才的培養。一部分走上科學道路的有志青年們,回國后成為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他們廣泛分布于科技、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為我國近代科技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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