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農民階級、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先后所嘗試種種改造中國 社會的方案會失敗？中國的出路在哪里？誰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 的歷史使命？怎樣才能找到一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呢？

應當說，以往各階級這些改造中國社會的探索中都體現了自己的精神,但從根本上說，由于近代中國的農民階級、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局限性最終都走向失敗。

中國的農民階級具有極強的反抗精神，是一支強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最大的剝削、掠奪對象。他們承擔著社會的基 本生產任務，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受壓迫最重，生活最為悲慘。因而，在封建制度壓迫下的中國農民有著強烈的反抗性。但是，由于農民受到其小生產方式社會存在所帶來的狹隘性和保守性的限制，同時，也受到自私性撤漫性等階級局限的影響,致使他們提不出科學的有遠見的斗爭綱領，不可能有科學創新精神和無私奉獻精神，從而不可能 戰勝強大的敵人。譬如，洪秀全等嘔心瀝血地將天國未來溶進了土地 綱領一《天朝田畝制度》中，以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中心，根據“凡 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將土地按畝產高低劃分為九等，好壞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它希望通過這一制度，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 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 然而,1853年《天朝田畝制度》頒發不久,楊秀清、韋昌輝等根據天京糧食供應緊張的情況，向洪秀全建議在安徽、江西等地“曉喻良民’照 舊交糧納稅結果被采納。農村實行的依然是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是客觀規律最終使農民從理想的天國回到封建的現實。它說明，在近代中國，農民階級并不代表中國的先進生產方式，他們無法克服小生產者所固有的階級局限性，這就造成了農民是一個“不能代表 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的沒有辦法的階級，他們需要更集中、更有知識、更先進、更具有新型革命精神的階級來引導他們斗爭。

洋務派進行的自救運動，體現了一定程度的自強精神。洋務運動是清王朝統治階級為了應付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以消除“內憂外患”嚴重危機，挽救風雨飄搖的封建統治而進行的自救運動。然而，由于洋務派是封建官僚,本質上是屬于地主階級或買辦階級，“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這就從根本上決 定了洋務運動具有濃厚的封建性。張之洞在后來寫的《勸學篇》中，提 出“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反映了他們當初辦洋務的指導思想。洋務派引進西方技術，不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而是要鞏固其封建社會體制。洋務派的強國方案，以“中體西用”為宗旨，即采用西方先進技術 的“用”來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應付外來列強侵略的新局面， 從而維護已經完全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腐朽的中國封建主義制度的 “體”。本來洋務派創辦的軍用、民用工業應具有資本主義特點，但是只要洋務派插手，無論是“官辦”、“官督商辦”還是“官商合辦”，幾乎都成了封建衙門式企業，很少有資本主義色彩。因此,盡管洋務派在很多方面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和實踐,但因為他們未能觸動腐朽的封建制度，從而使先進的生產力無法找到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最終導致了苦心經營的洋務運動走向失敗。殘酷的現實證明，地主階級發動的洋務運動企圖在封建框框里實現“自強”目的，這無異于空想。 封建主義老路再也不能走了，要改造近代中國社會，必須通過政治革命,進行社會制度創新。

資產階級維新派發動變法維新運動，具有鮮明的變革精神。19 世紀末，由于民族救亡圖存的緊迫需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很不成熟的條件下迅速登上政治舞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新生的社會 力量雖然還很弱小，卻是新生產力的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 （維新派或革命派），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從開始出場就心懷民族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維新派代表人康有為親眼目睹了清王朝的極端腐敗，痛感民族危機深重，二次上書大清皇帝，提出發展資本主義和實行君主立憲制的要求,拉開了變法維新運動的序幕。但是，這時中國的 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還相當弱小，民族資產階級尚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內部還在分化組合，且與封建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所以，同強大的敵人打不上幾個回合,就敗下陣來,“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最后，“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譚嗣同發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 呼喊。這說明面對強大封建頑固勢力的打壓，資產階級僅有變革精神是不夠的,還需要具有徹底革命的精神。

資產階級革命派具有強烈的民主共和及革命進取精神。革命派 領袖人物孫中山自走上革命道路后，就成立革命組織，提出并不斷完善革命綱領，還精誠無間、百折不回地親自組織和領導了十多次革命起義，這些革命起義雖累戰累敗，但他為革命目標所鼓舞，從未消沉、 氣餒，而是“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勵”。在資產階級革命派中涌現了不少置生死安危于不顧，挨功名利祿于度外的仁人志士，如 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后被捕的陸皓東，在釘手足、鑿齒等殘酷 刑罰面前，堅貞不屈，大義凜然，就義前慷慨陳詞：“但一我可殺，而繼 我而起者不可盡殺”，表現了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貞。黃花崗起義 時,在日本、南洋以及國內各省的革命黨人樂赴國難，戰斗打響后，一 種為信仰而浴血奮戰的革命精神，真是驚天地、泣鬼神！特別是林覺民在起義前就給其愛妻寫了一封感情深摯的絕筆書，表現了他為革命視死如歸的決心和對革命必勝的信念。在辛亥革命期間，類似以上列舉的為國獻身者，比比皆是。正是這樣的獻身精神匯集成了大好的革命形勢，從而淹沒了腐朽的清王朝，結束了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后,制定并頒布了多項政策和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滿民主共和精神、廢除封建陋習的革新措施，如改變中國的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代表漢、滿、蒙、回、藏的五色國旗，改用陽歷，男子開始剪辮,女子開始放足，下級對上級政府官員不再行跪拜禮,等等。這反映出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除舊布新、矢志共和的革命精神。但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在于中國 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軟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沒有形成一個堅強有力 的領導核心,提不出一個足以廣泛動員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大 眾參加革命運動的、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其 自身無法改變“軟弱”的歷史特征，從而也無法完成其革命目標。正如毛澤東所說:“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地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 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并且有不少人 害怕民眾”。

偉大的革命呼喚偉大的精神。要完成艱巨而又偉大的中國革命 事業，不僅需要有先進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而且還要求這個政黨 有矢志不渝的偉大革命精神。恩格斯指出：“一個知道自己的目的， 也知道怎樣達到這個目的的政黨，一個真正想達到這個目的并且具 有達到這個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頑強精神的政黨,——這樣的政黨將是不可戰勝的。”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是一個具有這樣“頑強精神的政黨”。以首創、奮斗和奉獻精神為主要內容的紅船精神，就是中國先進分子在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中形成的“頑強精神”。紅船精神是對以往仁人志士為國家、民族的出路進行艱辛探索中展現出來的抗爭精神、自強不息精神、除舊布新精神和自我犧牲精神等崇高革命精神的傳承和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