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西學東漸的文化轉型大背景下，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以毛澤東、蔡和森等為代表的先進中國人，拼命搜尋、學習那些具有進步色彩和改造現實的思想學說，搜尋著當時社會上能夠看到的各種進步書刊。中國儒家典籍等傳統文化、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 空想社會主義以及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等方面的書籍都納入了他們的學習視野。當時，他們“讀有字之書”的過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自述幼年讀的是中國的私塾，“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這種學習的內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識字便是從這里學來的”。這為他后來進一步學習知識打下了一 定基礎。在信息短缺的時代里他如饑似渴地找尋著精神的食糧，《水 滸》、《三國》這些課堂上的所謂禁書也引起了他的莫大興趣。通過讀這些書，然后對照社會現實，他很快發現了問題,“這些小說有一件事情很特別，就是里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于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后 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全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是讓農民替他們種田。”蔡和森也認識到了中國學術界對于中國研究之不 足，“見中國社會學無專書”，中國也沒有“以平民社會之事為主”的史書，中國的文、言也不統一，影響“社會民智之普及”。這種狀況引起 了他們對現實社會不公問題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念，為先進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一定的本土思想資源。

第二個階段:學習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先進中國人在學習實踐中,也讀到了很多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著作。毛澤東曾回憶有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書給他青年時期留下了深刻印象，書中直言，“中國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一鐵路、電話、電報、輪船, 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有一次，他借一位同學的書籍《世界英雄豪杰傳》，到還書的時候,毛澤東“很客氣地,象犯了錯誤似地還書 給那個小朋友:'對不住,我把書弄臟了 ！’ ”那個同學打開后看到，“整 冊書都用墨筆畫了許多圈點（毛澤東同志讀一切書都很用心，常在書上打圈點等記號，寫批語）。圈得最密的是華盛頓、林肯、拿破侖、彼得大帝、迦德鄰女皇、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傳記。”讀這本之后，毛澤東認為，“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鮮、印度的覆轍。你知道，中國有句古話：'前車之覆, 后車之鑒。'而且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顧炎武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學讀了六個月后，毛澤東退學了,制定了一個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看書的“自修計劃”，毛澤東后來在延安向美國作家斯諾講述到這段讀書經歷，“我非常認真地執行, 持之以恒。我這樣度過的半年時間，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中午只停下來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午飯。我天天在圖書館讀到關門才出來。”在這段自修時間里, 毛澤東讀了很多書特別是西方啟蒙思想家的著作。他回憶說,“我讀 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穆勒的一部關于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孟德斯鳩寫 的一本關于法律的書。我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歷史地理的同時，也閱讀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

新文化運動在當時對進步青年影響很大，《新青年》雜志深刻影響了求學時期的毛澤東的思想。據他的同學周世釗回憶,1915年的毛澤東“對李大釗、陳獨秀的文章常反復閱讀，并摘抄某些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之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當時的《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對舊禮教，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勞工神圣,反對剝削生活，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迷信與獨裁”，“他完全同意這些論點”。毛澤東對此雜志評價很高，他回憶說,包括新民學會在內的國內社團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第三個階段:學習空想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之前，無政府主義、空 想社會主義思潮在近代中國一度泛濫。進步青年們憎惡軍閥政治,拒絕一切“強權”，而對無政府主義宣揚的“十三無”（即“無地主”、“無資本家”、“無首領”、“無官員”、“無代表”、“無家長”、“無軍隊”、“無監獄”、“無警察”、“無裁判廳”、“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制度”） 非常感興趣。因而，他們讀了許多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書刊,受到這些思想的深刻影響。正如沈雁冰在《回憶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文中所敘述的，“無政府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約在民國元年間。它對中國青年是有些影響的。我和一些朋友，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開始時都接觸過無政府主義。”毛澤東自述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那段時間，盡管“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但“我的思想還是混亂 的”，正在找尋新的出路。這個時候，“我讀了一些關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李達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思想斗爭情況》的回憶文章中也指出，“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很大，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是安那其，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太多。”“當時對無政府主義的認識很模糊,左點右點誰也分不清,況且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傳播又早, 宣傳的主張又好聽。'各取所需'這個口號很迷惑人，所以一般青年人相信這個的就多。”

第四個階段：學習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盡管理論上說得好聽，但“在事實上認為做不到”，因此，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新的理論資源，這才遇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特別是在十月革命這消息傳到中國以及五四運動之后，新文化運動后期的重點由“德先生”和“賽先生”轉向傳播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書籍被大量譯介到中國。青年們心中的明星雜志——《新青年》從1919年9月的第六卷第五號開始，出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開始大量地刊登馬克思主義的譯文和研究文章,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學習和宣傳潮流逐步取代了新文化初期對“德先生”、“賽先生”的宣傳熱潮。李大釗創辦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搜集、翻譯、出版 事業做出了不朽的歷史功勛，而且“哺育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一批先進 青年，引領他們先后走上共產主義道路”。1919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熱心閱讀關于十月革命的書籍和馬克思主義著作。1920 年4月，毛澤東從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陳獨秀一起探討馬克思主義以及如何開展湖南的革命活動等問題。

中國先進分子發奮讀書的目的是追求國家獨立、民族進步，探索社會發展之路。這正如李一純和蔡和森在一次對話中所說:“我同和森談起一個熟悉的人來,他告訴我說,此輩懸梁刺股，鉆故紙堆，為的是獵取功名，升官發財，不是我們要走的路，我們讀書為的是‘改造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