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先進分子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沒有僅僅局限于讀 “無字之小書”，而是勵精圖治、躬身親為、奮起實踐，“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讀社會這本“無字之大書”。他們排除一切苦難，矢志不移地在建立新生活、新世界的艱苦探索實踐中努力奮斗。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他們真誠地實驗了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等社會學說，甚至遠渡重洋赴法蘭西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從正反兩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為后來接受馬克思主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埋下歷史伏筆。

1.踐行改造社會的理想藍圖

為了改造落后的、腐朽的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先進中國人把讀書與改造社會的理想結合起來,努力把書本上學習到的各種新社會方案、藍圖和理想化為現實的行動。他們早期深受新村主義、工讀主義、無政府主義、省自治運動等新社會思潮的影響。他們為了改造社會，克服人的惰性、舊傳統的不利影響，克服學業、找工作與解決基本生計的重重困難，熱情地投身到了新社會、新生活的實踐創造之中。

新民學會創辦新村是中國先進分子在實踐中追求理想、探索真理的典型事例。受日本武者小路實篤新村主義的思想影響，近代中國著名社團——新民學會的發起人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中以新村理想對未來社會做了詳細規劃:要使家庭社會進步，不能只講革除舊生活, 還必須創造新生活,而新生活又必須通過新學校創立。在新學校里, 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工作，以神圣視工作”。這種工作包括種園（花木、菜蔬等）、種田（棉、稻及其他）、種林、畜牧、種桑、雞魚各項。每日工作生活的時間安排很周密：“睡眠八小時。游息四小時。自習四小 時。教授四小時。工作四小時。”這樣，就可以由新學校、新教育發展到新家庭、新社會。1918年夏天，毛澤東、蔡和森依照這一思想，組建了一個“工讀同志會”的組織，在湖南長沙郊外的岳麓山來具體實施這 一計劃。其成員是一群希望“實驗自己的新生活”的年輕人，他們寄居在湖南大學籌備處一一岳麓書院半學齋,半耕半讀，“每天赤腳草鞋, 拾柴挑水，用蠶豆拌和大米煮著吃”，一面自學，一面從事社會改造問題的討論與探索。但由于這種以會員共同勞動、共同學習、財產公有、平均分配為特色的新思想脫離了社會政治、經濟現實，還未及付諸實施,就夭折于嚴酷現實。

五四運動時期，還有一部分先進分子受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 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互助論思想、新村主義影響，提出一種工讀互助主義理想。這種主義主張勞心與勞力相結合，教育與職業合一， 學問與生計合一,把工讀互助團辦成“人人工作，人人讀書,各盡其能， 各取所需”的新組織，各地的這類小組聯絡起來，實行“小團體大聯合”，創造一個新社會。他們積極倡導成立“工讀互助團”，“本互助精神,實行半工半讀”，以作為新社會的胎兒，幻想通過它的逐步推廣，來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理想。主要倡導者王光祈、陳獨秀、 李大釗追求理想不可謂不熱情，但互助團成員在具體籌備組織的過程 中，卻碰到了經費不足、收入微薄,甚至面臨饑餓、內部出現嚴重分歧等種種實際困難。現實矛盾使他們認識到：在當時的社會制度下，實行工讀互助生活，只不過是一種幻想，更談不上通過這種團體去改造社會。工讀互助主義的空想社會主義理想與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嚴酷現實之間的突出矛盾,注定其必然要失敗的命運。從1920 年3月起,北京工讀互助團各組及各地工讀互助團相繼解散。1921年初，工讀互助團運動終于失敗。

2.遠渡重洋赴法蘭西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為了尋找民族救亡圖強的真理，大批中國進步青年把目光投向資本主義啟蒙思想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故鄉一法蘭西，他們以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形式，滿腔熱情地去探索改造社會的新實踐。近代中國的著名社團新民學會、中國少年學會和覺悟社等都積極籌劃、組織進步青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運動。

此次赴法勤工儉學潮流，自1912年李石曾、吳玉章、吳稚輝等人 發起組織“勤工儉學會”始，到1920年達到高潮。1919-1920年這兩 年期間，先后共有20批約1600多人到達法國。他們大多是16-30 歲左右的青年，也有蔡和森的母親——裹了小腳且已經54歲的葛健豪，以及時年43歲的徐特立。

在旅途中和到法國后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困難，決不是一般人們印象中那種羅曼蒂克的情形。首先,海上旅途辛苦，在甲板上為取水過路時,往往受法兵及水手的打罵。新民學會會員李維漢曾就此回億 說:他們坐著底層無等統艙在海上航行了近40天，“許多人因船身顛簸、震動，頭暈嘔吐，食量銳減。尤其臭蟲多得嚇人，擾得我們夜夜不得安寧。一些人只好把襪子套在手上，把褲角扎緊，用毛巾把臉和脖子包住，只露出鼻子和眼睛，以求睡個安穩覺。”其次，到法國后預備法語時，蒙達爾學校、楓丹白露與木蘭三校對勤工學生態度好些，其余各校,因學生時來時去及各種習慣不一樣，“甚懷厭惡”。其三,勤工學生在布棚居住的情形，每當做飯時，棚內“蔥蒜氣，煤油氣、酒精氣、醋酸氣、煙油氣、五味調和氣，實是其味無窮”。學生帶來的被子，“從未沾過法國的自來水。襯衣都是自己用面盆洗，又黃又黑又白，法國人常疑是頂上的東洋花布，光著眼珠看學生。往巴黎沿途坐電車，法人都讓坐位,并時常用手巾塞著他的鼻頭……”其四，學生工作及技能 方面。除了教育會代找的數量極少的鐵工不太苦夕卜，“其余都是砍樹、 埋尸、挑泥、搬石、推車、推煤、燒火、背鐵板、背木頭的苦工。并有在戰地搬運流彈破鐵，處地窖下，每背總是百余基羅，約中國兩百多斤。”其五,學生面臨做工、學習上時間緊張的困難。“勤工學生每早五點即要起床，洗臉，吃飯，進廠，一直至十二點，始得放歸。歸家作飯需半點, 往返路程需十分鐘,或數十分鐘。靈快的，不洗臉的，或得十分鐘休息;不靈快的，或好清潔的，臉未洗完，上工時間又到。下午散工，多半是六點歸家做飯，吃飯的一時，洗頭、洗臉、洗衣服，約一點或兩點，忽倏之間，又是十點。法國住家到十點即要熄電燈，勤工學生于是不得不割愛舍書不讀。”除此之外，還有華法教育會在學生退工退廠之后不再發路費與維持費，學生因而面臨食宿都成了問題等多種困難。

但是，這些熱血青年學生還是克服了重重困難，在收入微薄、居住地不穩定等艱苦環境下，有的進了工廠先工后學,有的先學后工，有的邊工邊讀，還有的當散工、干雜活。他們發揚奮斗精神，沒有忘記到法國來的初心。如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在回復徐特立的信中訴說他們在蒙達爾公學的工作學習情況，“同學者五十余人，除小部分同學志衰、氣墮、不振作以外，其余的都是勤勉奮發，晏睡早起，孳孳不倦，并無人監督驅使。”在做工的20多個同伴中，“只有一二人好玩耍不喜讀書,其余的都是甚好學。作工之后，即閱書、看報、研究法文,枯坐不動;就是那一二不讀書的人，同學都勸勉他,都為他嘆息。由此可見一 斑了，并可見勤工儉學同志的特別精神。”他們分散在巴黎及各地的30多個學校，首先要過語言關以補習法文，然后進入工業實習學校及其他學校學習。在和法國工人或華工一起的工廠勞動中，他們廣泛接觸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生活實際，對資本主義制度有了深刻認識。 如王若飛在日記中寫道：“資本家有政府作后盾，并且依靠金錢的邪惡力量，因此他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由此，他們意識到了工讀互助主義改造社會的烏托邦性質。有些青年如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等 在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踐中去研究工人運動、社會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這種學習理論的方式較之課堂、書本學習要深刻得多。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們親身組織發起了改造社會的實踐，在社會實際斗爭中得到歷練。如1921年2月28日，以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 李維漢、向警予、蔡暢等為主的青年領導發起了“爭生存權、爭求學權” 的“二二八”求學運動。6—8月，留法勤工儉學生又發動旅法華人反對北洋政府來法代表團以出賣國家權利為條件向法國政府借款三億 （后增至五億）法郎的斗爭。9月，爆發了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聯合一致 占領里昂中法大學的斗爭。他們在斗爭實踐中逐步走上與勞動群眾相結合的革命道路，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克服工讀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1922年6月，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等在巴黎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秋冬之際，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正式成立。1923年開始，大批人轉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4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大批革命者先后奉調回國，一批共產主義戰士成長起來了，成為中國革命的一支重要領導力量。

盡管上述建設新社會的種種社會實驗都由于脫離社會現實而歸于失敗，但這些行動的意義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一步實際運動比一 打綱領更重要”。這些失敗了的社會實驗成為后來他們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前奏，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改造中國與世界”革命高潮的歷史序曲。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建設美好社會的躬身踐行中，百折不撓， 愈挫愈勇，為了追求真理、建立新社會而勇往直前,升華并豐富著中國 革命精神的時代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