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走出會場時，發現后腳有人跟著，回頭見是江漢波。江漢波說毛同志，我想跟你談談。毛澤東見他滿腹心事的樣子，知道 有人批他“富農路線”有一肚子“苦水”要倒，他不想聽，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他對上級派來的特派員巡視員什么的，向來沒什么好感。在井岡山，上級派來周魯、杜修經、袁德生等人，都是一些脫離實際、唯上唯書的歪嘴和尚，已吃夠他們的苦頭。他覺得江漢波也一樣，不過是位不接地氣的白面書生，不想跟他多談。他要找談的是李文林，便推辭說，你改日吧，我已經找了李文林。

吃過午飯，李文林來到毛澤東的住所。看著李文林，毛澤東想 起一年前，就是這個有著一頭濃密黑發、眉毛像張弓一樣的英氣勃 發的年輕人，把他和他這支疲憊不堪、個個“像叫花子”的部隊領上東固根據地，與他所領導的紅2、4團會了師。東固山的群眾從四面八方涌出來，無限熱情地迎接他們，幫助紅軍運送傷兵和補給，讓4軍度過建軍以來最困難的時期。他見紅2、4團全體官兵個個生龍活虎，表揚了他們的勇敢戰斗精神，稱贊4軍是鐵軍，紅2、4團是“鋼軍"。

下山以后，他向中央和給邊界特委寫信稱贊李文林“采用飄忽不定的游擊戰術”；紅2團“戰斗力頗好”，“差不多抵得上4軍的31團，”，有“日益發展之勢”。就在前不久，寫給林彪的一封信中，他還稱東固為“李文林式”根據地，與“朱德毛澤東式”“賀龍式”“方志敏式”并列。即使后來到延安，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還在回憶中說：“在領導的中國革命，曾幸運地遇到3回以轉危為安擺脫困境的依托'支撐點'：……其2是從井岡山沖破敵人'3省會剿'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在贛南遇上了李文林領導的江西紅軍2、4團，才有了'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的計劃，開辟了'中央蘇區'的新紀元……”，可以說，毛澤東對一年前的李文林是贊嘗有加，充滿期待。

然而今天，坐在他面前的李文林顯得有些沮喪。應該說，在群 眾站在自身階級立場抗租抗債與豪紳地主作斗爭時，李文林帶領紅2、4團是始終站在群眾斗爭的最前面，為消滅地主階級的靖衛團立下汗馬功勞。但是，隨著革命斗爭的不斷深入，在“沒收一切、平均分配”、“土地歸農民”的呼聲日益高漲、群眾斗爭的矛頭又指向了富農階級的時候，李文林卻自覺不自覺地站到了群眾的對立面。那天胡品同志說得好，“作為贛西黨的主要領導，首先要看他的大節。什么是大節？就是在這個偉大的群眾斗爭中，是不是真正站在群眾這一邊。”有人批評他帶領部隊除了打仗還是打仗，不依靠群眾，不做群眾日常生活斗爭工作；說他放棄爭取群眾的任務，堅持維護所謂的“贛西自耕農”利益，固執沒收地主階級土地以勞動力為標準分配，是代表富農主張，是機會主義路線。這些批評擊中了要害，是這個年輕人過不去的坎。但是，毛澤東以為，跟江漢波性質不同，這個年輕人的問題，還是個認識上的問題。在耐心聽完年輕人的傾訴后，還是對他循循善誘：

他說，文林啦，這時候的紅軍不是一個單純打仗的東西，他的 主要作用是發動群眾，打仗、戰斗是一種手段，并且打仗戰斗的時 間與做群眾工作的時間乃是1與10之比。現在的隊伍與北伐和南昌起義時候的隊伍不相同，那時葉賀的隊伍只單純打仗，若是今日，決不能存在的。紅軍無論在什么時候，都要加強黨的領導，黨及軍事的統一機關決不可少，否則陷于無政府，定要失敗的。

他又說，文林，你要知道，中國農民生活比任何階級都苦，中 國農民所受的壓迫比任何階級都深。這些痛苦和壓迫的來源，土地 問題便是一個很重大的關鍵。因為農民自己沒有土地，便不能不蜷 伏在地主豪紳的威力壓迫剝削下，仰承他們的鼻息，以求一飽。而 鄉村的一切政治制度、社會習俗，當然也都是建筑在這種經濟背景上，成為封鎖農民桎梏，使一般貧苦農民群眾永遠得不到解放。所 以，我們現在如果真要農民起來革命，真要推翻封建勢力在鄉村的 基礎，便必須要實現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要農民自己起來用自己的力量，解決切身的土地問題。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用強力沒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解除農民生活的痛苦，從壓迫剝削中徹底解放出來。

李文林靜靜地聽，緊抿著的厚嘴唇使嘴角微微翹起，顯出幾分 剛毅。

當天下午的聯席會上，毛澤東就土地問題作了專門講話。他說， 農民世世代代想的是有一塊自己的土地，我們要鞏固政權擴大紅軍， 動員支援紅軍，最根本一條，就是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農民有 了土地，得到實際利益、革命果實，就能激發革命熱情。

毛澤東在回憶土地革命歷史時說：大革命以前黨內就不曾提起 土地問題，大革命時代，湘鄂粵農民主動掀起了平分土地的高潮， 可黨對土地革命不能提出正確主張，只罵農民運動過火；南昌暴動 知道土地革命嚴重了，反陷在機會主義泥坑中，說50畝以下的小地主不沒收，這也是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盲動主義時候的農民暴動，不曾注意到土地問題的解決；六大指出，土地革命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要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贊助平分，可是許多蘇維埃區域一旦執行，又來了嚴重的富農路線，不是不分就是分不徹底。而今日貧苦農民群眾，己經要求一切沒收了，可這里還有人說是違背民權階段的原則，還在把群眾往后拉。

聽到這，會場上的眼光齊刷刷地對著江漢波。只見低著頭的江漢波，一聲不吭。

毛澤東的聲音顯然提高了，說：“今日提出沒收一切，決不是違背民權階段原則，而是扯開農村中貧苦農民對抗富農的階級火線，斬盡黨內對土地問題的機會主義！”

會場寒時響起一片熱烈掌聲。

毛澤東最后說：“現時共產黨特別是農村中的黨支部，充滿著富農分子，無產階級基礎非黨薄弱，這是富農路線機會主義嚴重發生在組織上的根源。因此，要堅決反對土地革命中的富農路線。必須在堅決發動平分土地的斗爭中，從組織上驅逐富農分子，并肅清一切機會主義分子。因為這些分子，離開階級觀點，完全脫離群眾利益，不接受群眾的要求，他們占據黨部蘇維埃革命機關，壓迫群眾，阻礙土地革命的深入，必須如此，才能保障正確的土地革命策略的執行。”

毛澤東話一結束，會場立刻沸騰了。有人說過去黨和蘇維埃組 織流弊不少，紅軍每占一地，即派大批同志去鄉村組織，往往只召 開一個群眾大會宣傳一番，不放手發動群眾，劃分階級，開展階級 斗爭，所以過去真正下層工農群眾不敢出來，有許多投機分子，小 地主富農趁機混入各級領導機關，遇到與他們的利益相沖突時候， 如分田等，便從中阻撓破壞。尤其是延福坊東鄉黨部書記郭象賢、 鄉農會主席劉秀啟，仗著過去紅軍領導人郭士俊、羅萬的保護傘， 更是勾結一起為所欲為。一直到現在，這一基礎還未肅清，黨政的 領導權，仍然操縱在以“四大長官”為代表的富農階級手里，如今，必須徹底從組織上驅逐出去。

曾隨同江漢波巡視北路的特委委員胡益壽揭露說：在攻吉期間， “四大長官”破壞北路群眾攻吉動員大會，會上暗中指示流氓分子公開打傷麻坊鄉農會主席曾紀松，以致重傷身亡。這筆賬，連同前期“與特委對抗秘密購槍，另組游擊隊”，“派人搗毀分田的革命委員會，揚言要殺特委巡視員”的罪行，要一起算。

隨同巡視北路的特委委員許伯年也說：江漢波去北路前，士奇 同志一再叮囑他，要首先解決組織即“四大黨官”問題，但是，巡視期間，江漢波對“四大長官”所犯罪行卻不聞不問，明知“四大長官”是站在地主富農階級立場上，與日益高漲的農民斗爭相對抗,成為延福，乃至北路農民革命前進中的絆足石，必須要掃除，但他還主張“拉一把”。犯了機會主義富農路線錯誤。

胡益壽、許伯年發言后，批判的矛頭一齊指向了江漢波。人們 紛紛發言，揭發清算江漢波的錯誤言行，茲抄錄如下：1、“轉變攻取吉安的政治口號，取消為攻吉而組織的總行委及紅軍總司令部，主張2、3團分開游擊，引起群眾的失望，犯了嚴重的取消主義錯誤。”2、“在土地問題上反對群眾熱望的沒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爭取群眾是當前任務，而認為發展生產是當前任務，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 。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 取農民的策略，走向托洛斯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 部。”3、“在贛西蘇維埃問題上堅持所謂'先宣傳后組織'，'要有很好的宣傳才能組織'的機會主義路線，不知道斗爭就是宣傳就是組織，否認現在籟西蘇維埃的革命作用……乃是他一貫的取消主義。”4、“在編6軍的問題上他不能否認編6軍的政治理由，他卻拿了'組織的招牌來反對'，說什么'6軍可以編，但須經省委及中央批準'……照他的主張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編成……是他對紅軍的取消主義。”5、“在湘贛邊界特委與贛西特委合并問題上，他不能否認兩特委合并的政治理由，卻因為他沒有參加這次會又拿出'超組織'的罪名，放在一般同志身上反對兩特委合并。”6、對中央巡視員彭清泉、特委書記劉士奇提出“許多的技術的批評，說什么脾氣太大了，歡喜罵人等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

根據以上羅列的“政治罪惡”，以劉士奇為代表的的江漢波反對派，在聯席會上提出由“前委開除江漢波黨籍”。但是，前委書記毛澤東沒表態。因為時間到了，毛澤東宣布休會，說晚上召開主席團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