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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清泉主張不應把工作過分放在籟西,放在攻吉上,是因為當前中央在布置奪取湘鄂贛3省政權的任務下,其斗爭策略,應重點放在準備一省或數省政權的奪取上,不能把斗爭策略僅僅放在一個攻吉上。
他認為,目前敵人雖然是動搖的,但以兵力,敵人還是占絕對優勢,多次發起的攻吉已經證明,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攻取吉安是徒勞、失敗、沒有結果的。即使吉安奪取了,城市工人沒起來,也是不能取得最后勝利。他說,想“以鄉村來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種幻想。所以,奪取一省數省政權的勝利條件,是要加緊城市尤其是重要產業工人中的工作,組織政治罷工,擴大到總同盟罷工,加強工人武裝的組織與訓練,以創造武裝暴動的勝利基礎。因此,紅色5月的工作重點,應轉到城市工作中去。
劉士奇反駁說,彭清泉的“把重點放在準備一省或數省政權的奪取上”,只是一些不切實際的政治空喊,路要一步步走,飯要一口口吃,只有先建立穩固的贛西南紅色政權,“波浪式前進”,才能爭取到一省數省的勝利。彭清泉之說,其要害是阻撓農民斗爭,反對繼續攻吉。究其根源,是受“城市中心論”的影響,認為農民進城有先于工人階級領導的危險,借口城市工人工作來反對農民進城,曲解農民意識。因此,“我們要從機會主義的深坑里,用火鉗把他挾出來,讓他到神崗山聽聽群眾的喊殺聲,看他還會不會唱'農民意識'的機會主義高調?”
劉士奇接著分析說:機會主義不了解我國處在帝國主義爭奪下 的殖民地國家,工業落后、農村破產、軍閥混戰,加重了農民負擔,農民必然要起來革命的國情;沒有認識到,小城市是農村的手工業區域,很大程度依靠農村,農民需要工業品,地主階級需要農民養活,農民3天不上街,城里人會挨餓,他們是相互依存,有割不斷的聯系;同時,也不懂得吉安城里工人階級力量相當薄弱,并不像上海、廣州、天津等大城市有強大的產業工人,擔負起領導農民革命的重擔。而這些小城市農民卻有攻城的革命愿望,其斗爭可以推動和擴大城市的斗爭,吉安的工人領袖到鄉村參加和領導農民斗爭,中小商人一致盼望紅軍進城這些事實,就是明證。
彭清泉則抗辯,說那些不主張做城市工人運動的人,由于不信 任工人階級的力量,認為吉安贛州袁州這些小城市,不像天津上海 廣州,沒有強大的產業工人,對他們的斗爭抱悲觀態度,覺得鄉村 革命的發展,特別是紅軍的擴大遠超過城市,遠超過工人的斗爭, 因此形成鄉村和紅軍力量可以奪取政權的觀念,而在策略上走向不 注意工人運動,忽視工人斗爭的偏向。
劉士奇說:彭清泉這一觀點有偏頗。說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 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 命高潮的重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斗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 勢力的發展,以為將來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錯誤的。 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階級的領導而 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事實上,“六大"己經指出了那種忽視農民革命的錯誤傾向°
他指出:當前有輕視農民戰爭的傾向,沒有認識攻取吉安的真正意義。攻取吉安是一場波瀾壯闊、真正的農民戰爭,它對于發展 農民武裝,擴大紅色政權,深入土地革命,推動革命高潮奪取一省 數省的勝利,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要在工人群眾中加緊解釋農民斗爭的任務”,以全力鞏固無產階級在農民運動中的領導,而不是輕視和阻礙農民斗爭的發展,反對繼續攻取吉安。
由于他們二人的認識和觀點不同,在繼續攻吉問題上存在嚴重 分歧,導致第四次攻吉,被省委巡視員劉作撫稱作為“無頭無尾”。
在此次無頭無尾的打吉安以后,又隔河打了一次,此為五打吉 安。那時,敵人又在發動對北路進攻,為牽制進攻北路的敵人,也 因那天是5月30日——為紀念“五卅慘案”(《大綱》規定的攻吉日期),特委組織10萬群眾配合地方武裝,沿河散開60余里,個個情緒高昂,喊殺聲震天。贛江東、西兩岸漫天遍野紅旗飛揚,禾槍、' 扁擔、梭標刺破藍天。
第五次攻吉,部署十分嚴密。中鵠、東固、水東區赤衛隊駐神 崗山、東關一帶;萬泰獨立營、儒林赤衛隊駐河西、小湖一帶,負 責騷擾神崗山之敵并威逼吉安城;新好、陂頭赤衛隊和少先隊駐張 家渡、江口、龔家、七姑嶺一帶,控制贛江,截斷吉安城內敵人與 外界聯系。阜田、純化的群眾和地方武裝,在隔河對岸的高山上向 吉安舉行示威大行動,盡管敵人從城內打來大炮,他們都毫無懼色,雖屢次發炮,隊伍均能堅守陣地,不曾亂過陣腳,更無逃離現象。只可惜彭清泉率6軍放棄斗爭,不能拿下吉安。贛西10萬群眾的第四、五次攻吉,如劉士奇所說,若“西、北兩路和6軍同時響應,打下吉安是可能的”。
在紅5月中,許多城市被農民攻陷,贛北武裝群眾圍攻九江,打下了湖口、彭澤、都昌、星子、德安等縣,斷絕了南淳鐵路;贛東北紅軍進攻弋陽、萬年,雖未下,但動搖了其基根;贛南在紅4軍分兵的推動下,攻下了南康、信豐、上猶、安遠、瑞金、于都、會昌7縣。贛西南特委對紅色5月工作有整個的布置,主要是完成贛西南蘇維埃政權,奪取吉安、贛州幾個中心城市。雖未如愿,但贛西10萬群眾的第四、五次攻吉,贛南群眾第一次攻贛,開展了大的斗爭局面,工農武裝迅速發展,土地革命同時深入,黨組織擴大|與領導力量有相當加強,促成了江西統治階級的崩潰,豪紳地主被迫逃奔大城市或上山去打游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