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紅軍代表大會與全國蘇維埃區(qū)域代表會議，1930年5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出席代表大會的有蘇區(qū)、紅軍、游擊隊和城市工運的代表50余人。贛西南出席會議的代表有曾由、李文林、段良弼等。會議由時任黨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李立三主持，項英、關向應、董必武、任弼時等參加了會議。

為了保證會議安全，會場專門包租了一棟樓房，周圍布置了很 多中央特科工作人員，做好應付突發(fā)事件的準備：樓外是中央機關 抽調(diào)的同志，扮成小商販和修修補補的工人，一旦有事即刻保護與 會者；二樓設置成“醫(yī)院”，一些同志裝扮成“醫(yī)生”；樓下放了很多汽油桶、酒精桶，以備不測；樓后租了一些汽車，萬一敵人闖來，就點燃汽油、酒精，掩護與會人員從樓后乘汽車撤退。開會的場所則變成賭博場，桌子上放了牌九、骰子和麻將，若有敵情就裝作賭博模樣蒙蔽敵人。從根據(jù)地來的同志都深切感到，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中央工作環(huán)境實在險惡。以致后人以此一“經(jīng)典”為模特，結構成電視劇之中的情節(jié)。

會上，李立三作了形勢工作報告。報告片面夸大統(tǒng)治階級的危 機，認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jīng)逼近我們的面前了”。在報告中，他堅持“城市中心論”，認為“無產(chǎn)階級的偉大斗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他還制定了一個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集中全國紅軍攻打大城市的冒險計劃。提出“進攻、進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進攻”的口號，命令紅軍遠離根據(jù)地去攻打武漢、長沙、南昌、九江等城市。要求“打下長沙，奪取南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迅速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為了實現(xiàn)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計劃，他采取了錯誤的組織措施，打亂組織系統(tǒng)，將城市的黨、團、工會、少共領導機關合并成各級行動委員會，一切服從于準備武裝起義。這樣就等于取消了黨的領導，使這些組織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頓。

會議中，李立三十分關注贛西南紅軍的發(fā)展，多次稱贊李文林 領導的紅2、4團所作出的貢獻，會后在百忙中還單獨接見了李文林。說你們過去建設根據(jù)地是對的，但不要像你們所說的，建立在大山中，而要建設在大城市里，像武漢這樣的大城市。鼓勵他今后在奪取南昌、九江，會師武漢，再作新貢獻。又批評說：毛澤東離開井岡山后，帶著紅軍在贛南、閩西被敵人追得暈頭轉(zhuǎn)向，疲憊不堪，他自稱是游擊戰(zhàn)術。他的所謂“游擊戰(zhàn)術”，說到底就是一個字：逃,逃跑主義。他要李文林轉(zhuǎn)告毛澤東，中央令他迅速打下南昌和九江。

李文林聽了李立三的話，不禁有點孰飄然，自視眼高。他曾就 讀黃城軍校，早年在朱德部下任過軍事教官，參加過南昌起義。心 想，自己帶領的紅2、4團，有東固牢固的根據(jù)地，親眼見到毛澤東帶著從井岡山“逃”出來的紅軍，個個像叫花子，他給他們錢，給他們糧，給醫(yī)藥子彈，使他們得到休整，立穩(wěn)腳跟，才轉(zhuǎn)危為安。李立三的這些話，讓毛澤東的形象在他心里矮了半截，突然感到他背后站著黨中央領導。

6月下旬，李文林等人從上海開會先后回來。李文林當即向劉士奇作了口頭通報，通報了中央“兩會”文件和李立三的指示精神。還通報說，中央決定將贛西南黨、團、工會、少共領導機關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委，同時成立紅軍第6分校。

由于特委正忙于第六、七次攻吉及配合紅軍第1路軍進攻南昌，未及時召開會議向下級傳達，盡管李文林一再強調(diào)中央精神，要求集中武裝去攻打大城市，可是劉士奇一直不松口，只同意李文林帶領地方武裝去第五次攻贛。直到7月底，特委常委才召開會議，決定8月5日在橫江渡召開中共贛西南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到會委員10人，及各路行委和中心縣委負責人共37名。

會議首先推選出曾山、李文林、段良弼3人為會議主席團成員。然后由曾山、李文林先后傳達中央“兩會”精神，著重傳達了李立三對贛西南工作的批評。李立三說：“贛西南農(nóng)民意識特別濃摩，保守觀念，取消城市工作，武裝不集中”，犯了“政治路線錯誤”。他把毛澤東為代表的鞏固根據(jù)地的正確路線，批評為“政治路線錯誤"；把依照客觀條件建設根據(jù)地中心區(qū)域的堅實基礎并“波浪式發(fā)展"的政策，批評為“農(nóng)民意識"、“保守觀念”、“取消城市工作”；把主力紅軍被命令攻打南昌、長沙之后，贛西南仍遍布各縣區(qū)的地方武裝，批評為“武裝不集中”。

會上還傳達了李立三否定攻打吉安的成果和意義，批評“攻吉安不是站在整個的政治意義，而是站在反對敵人進攻赤色區(qū)域上”；批評攻吉僅是用“武裝回答湘系軍閥”，“保護分田勝利”等口號，而“武裝擁護蘇聯(lián)”，“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些口號都很少有。贛西南特委根據(jù)毛澤東提出的“爭取湘、鄂、贛、閩、粵，要以江西為中心”，而李立三主張“以武漢為中心”。因此批評“以江西為中心”的戰(zhàn)略方針，是“保守”的，是“一切工作都向后退”的。

會議進行的第2天，由劉士奇代表特委常委作政治工作報告。劉士奇在報告中表示接受中央意見，承認在“轉(zhuǎn)變農(nóng)民意識”、“糾正懲辦制度”、“打破保守觀念”等方面所犯的錯誤。并聯(lián)系“一全會”以來特委工作和自己身上存在的問題，列舉了一些事例，證明中央對贛西南工作的指示是正確的。

但是，在接下來對政治工作報告的討論發(fā)言中，與會代表表示 了不滿。認為劉士奇在報告中對自己的錯誤“泛泛而談，沒有切中弊端”。陳奇涵突然站起來說：“我們黨內(nèi)負責人好做官，會變成軍閥的！”并指斥劉士奇“包辦贛南工作會議，不許別人發(fā)言”。陳奇涵的話還沒說完，后面就有許多人喊叫起來：“是啊是啊，他獨裁，只要有不同意見，就扣上機會主義帽子”，“工作中動不動說人家是地主富農(nóng)路線，要清洗，槍斃！”，“一全會以來，不知道有多少冤魂啦”。

聽著，聽著，劉士奇有些火了。他當即也站起來，拍著桌面說:“你們這是干什么！這還是一個黨的工作會議嗎？”

劉士奇這一突然舉動，把會場震住了，頓時一片寂靜。劉士奇 說：“你們對我有什么意見，隨時可以批評。可今天是個嚴前會議，討論的是黨的重要政治任務。要減少那些技術批評，防止被機會主義取消派利用，擾亂會場。”

這下炸鍋了。劉士奇話剛出，與會代表便紛紛嗆聲：“你說，誰是機會主義取消派，誰是來搗亂的？你得說清楚！”

“你又想包辦二全會議嗎？就不準別人發(fā)言？”

會場頓時亂了。劉士奇臉色發(fā)白，直望著主席團成員，希望幫 他圓場。可主席團主席曾山掉過頭去，一句話也不說。李文林說話 了，卻是責備他，說：

“士奇同志，你今天的態(tài)度不好，先是拍桌子，后又扣帽子，說有機會主義取消派。你要承認有錯，態(tài)度不好。”

劉士奇還想申辯什么，可喉嚨“咕咚”一聲說不出話來，只好點點頭，然后說，好好，是我態(tài)度不好，向大家認個錯。于是，主席團主席曾山宣布上午休會，下午繼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