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會議，繼續討論政治工作報告，值班主席李文林主持會議。 他堅決執行黨中央提出的政治路線，對李立三的指示非常重視。他 說，立三同志對贛西南工作的批評，非常及時，非常正確，大會討 論，要圍繞黨中央的指示精神，進行對照檢查，糾正特委過去所犯政治工作上的錯誤。

主持人一宣布開會，陳奇涵就起身要求發言，說特委的政治工 作報告“要加入他上午說的意見”。他說，只有采納同志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各種正確意見，才能徹底糾正士奇同志的“家長制"，“個人說了算”，否則，他還曲解是“黨的民主集中制”呢。

“是啊，”有人附和說，“這一年來，他無視組織工作，滋生了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不注意組織工作與黨內政治斗爭平衡推進。每次政治斗爭，不以組織工作去保證，去推動，而一個人說了算，在黨內通行一種懲辦制度。同志犯了錯誤，不在思想上同他斗爭，而動輒用槍斃的手段對待，造成赤色恐怖。”

特委候補委員、20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接著說：“士奇同志高'唱的'平分土地'，是私有觀念，不是社會主義主張。主張平分土地,就是農民意識，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要轉變農民意識，就要堅決反對一切沒收，平均分配！”

劉士奇一聽，立刻進行反駁：“沒收一切平均分配，是'二七'會議毛澤東同志主持制訂的土地分配政策，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誰也不能否定！所謂農民意識，包括富農與貧農兩種，說平田地是農民意識，若要反對，就只有不分田。這就恰恰反對了貧農意識，代表了富農意識。我認為，只有集中反對富農意識，卻不可籠統反對農民意識。”

“士奇同志的論調，同老毛的路線是一致的，"特委常委、宣傳部長叢允中開門見山，“與中央的路線卻是對立的。黨中央發出《第七十號通告》，提出'以武漢為中心，奪取湘鄂贛'的政治路線，批評老毛'爭取湘鄂贛閩粵，要以江西為中心'的政治路線是'保守的’，'一切工作都在向后退’。可據說，士奇同志不翻印七十號通告,不傳達中央這一指示，這是為什么？”

劉士奇非常鎮定，回答說：“因為，我們過去的斗爭是對的，不對的是中央指示。中央要轉變的農民意識，就是要轉變毛澤東鞏固發展農村根據地的路線。往哪里轉變？就是向大城市冒進！我想問問，吉安、南昌、九江還沒打開，怎么打進武漢去？”

會場立刻出現一片反對的聲浪：

“看看，他公然對抗中央！”

“你這是反黨，反中央！”

有人義憤填膺，指著劉士奇說：“你過去運用政治手段，反對引進工農，取消城市工作，取消青年團工作。反黨反中央的事多去啦！”

“他還違背特委常委決議，包庇胡獻庭。”一個婦女站起來說，“大家知道，胡獻庭階級立場不穩，愛上一個自首的女人，群眾反映很大，組織不同意他們結婚。可是，劉士奇不僅包庇他們，還參加他們的婚禮呢！”

“無聊！個人攻擊！”

劉士奇拍案而起，對會議的批判者不以為然，認為是小組織團 體的人身攻擊，“一點不肯接受”。毅然退出會場，拒絕出席會議。

與會代表對劉士奇擅自退場的舉動感到吃驚，紛紛要求大會主 席團追究其責任。主席團也認為劉士奇態度傲慢，違背黨內政治斗 爭原則，決定讓與會代表繼續發言，對他一年來的工作做一番“檢閱”，進行一次全面檢查。

檢閱開始，特委秘書長李白芳首先發言，說：“士奇同志的主要錯誤是反對中央的政治路線，用老毛的'以江西為中心’來反對黨中央的'以武漢為中心'。所以，文林同志從上海回來，要召集會議傳達中央指示，他不給文林機會，而要他到瑞金紅3軍去工作。”

共青團特委負責人段良弼接著說：“士奇同志身上的農民意識特別濃厚。一全會后，在家常委沒有過半，特委組織無法形成，也缺乏正確路線的理論指導，被士奇同志的農民意識、保守觀念錯誤所包圍。而且，他采取的是毛澤東“伴著發展”、“波浪式推進”，因此,贛西南形成了落后、保守的割據局面。據說，省委巡視員劉作撫發現后，曾給中央報告，要調換劉士奇的工作，說他的理論是建立在農民基礎上面，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完全被農民意識籠罩著。”

 “對對，”永豐縣委書記鄧子美說，“下級組織的農民意識，在黨內確有相當基礎，白沙、水南、永豐等處的武裝分散防守，以致“紅黃學會”猖獗異常，地方界限、排外風氣、保守觀念都很嚴重,完全是農民意識的反映。"

吉安縣委書記郭樹接著說：“是啊，下級黨組織的農民意識反映到劉士奇身上，就是七次攻吉都沒有拿下。要轉變農民意識，首先就要與士奇同志的右傾思想作斗爭，在理論上戰勝它。”

特委常委、工運書記肖道德是個憨厚工人，平常很少發言，他 訥訥地說：“我不太會說，但我感覺到士奇同志有只要農民攻城，不要城市工作的傾向。講兩個例子，一次是我支持中央巡視員彭清泉觀點，提出要加緊城市工作的意見，他不但不虛心聽取，反而在會上批駁我。另一次是，吉安城內原碼頭工會的一名秘密交通員陳金寶，傳來成光耀旅已離開吉安，城內空虛的消息，我認為是一個好機會，建議抓緊這一內線建立城市網絡，可士奇同志不重視，不采納。”

東路行委書記金萬邦說：“士奇同志歷來主張武裝分散，'守土保民’，反對地方武裝集中。后來見到中央給紅4軍的信，才主張集中，但也不是大的集中。這也是農民意識、保守觀念的反映，只看到農村赤色區域，沒有看到中心大城市，更沒有顧及整個革命的需要。”

北路行委書記郭承祿心情激動，站起來說：“士奇同志工作能力強，開展黨內政治斗爭非常積極。但是一全會以來，在加緊反富衣斗爭中，他犯了簡單粗暴、不負責任的錯誤。延福大沖鄉的李道云，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回來后帶著農民兄弟抗租債，到自已家里開倉放糧，讓母親拿出地契當眾燒毀，曾領導過'延福暴動'，在文林同志的紅2團擔任過副參謀長。就這樣一位投身革命多年、出生入死的軍隊領導，劉士奇也一律視為’地主富農'，毫不留情地'清除'出黨。而且，就因為他不贊成平分土地，被戴上“反動富農路線"的罪名，予以處決。許多被槍斃的人，還按上“AB團”的罪名，真是令人痛心啦！”

會場一片唏噓。大家紛紛爭先發言，揭出那場時間長、危害烈 的“消滅機會主義、取消主義”，“甫清黨內地主富農”的政治運動，帶給贛西南黨的苦痛；一致認為，這是劉士奇執行黨的“懲辦制度”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