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張，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從而,揭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運動序幕。

寧岡縣有一個進步青年叫龍超清，又名龍濟民，一九O五年出生于寧岡縣白石（現鵝嶺鄉）塘南村。其父是江西省參議會參議長龍 欽海。也許是與龍欽海本人經歷有關，他希望子承父業，要求兒子也到日本去留學，掌握一門專業技術知識。結果龍超清卻不愿去，留下來參加了革命。

龍超清自幼隨父在南昌第二中學讀書。求學期間，受革命的影響,龍超清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不斷提高，他認為要改變中國內憂外患的狀況,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這個政黨能夠領導中國民眾對外抗擊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掠奪，對內消除軍閥混戰動蕩局 面。他似乎隱約地感覺到，在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肩負起這一歷史重任。于是，一九二五年七月龍超清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后經中共江西地委組織部長趙醒儂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北伐戰爭開始后，受共產黨的派遣，龍超清以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特派員的身份，回到寧岡秘密開展黨的工作。

寧岡位于江西省西南邊陲，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這里是遠離城市的偏僻山區。其最大特點是人口稀、地方小、山區多、耕地少。全縣面積只有六百三十七點七三平方公里，不過九萬人口。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莊園”之稱。有一首打油詩形象生動地描繪了寧岡縣城的狹小：“小小寧岡縣，三家豆腐店，街頭呵口氣，街尾聽得見。”

受江西省委派遣，隨同龍超清回寧岡秘密從事黨的活動的另一名同鄉、進步青年叫劉輝霄。他比龍超清長五歲，青年時期求學南昌，在高升巷私立法政學校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五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龍超清與劉輝霄回到寧岡后，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組織了革命團體“文明社”，大力宣傳革命道理，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宣傳北伐戰爭，團結全縣各界進步青年，同代表寧岡豪紳地主利益的右派組織“新民社”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一九二五年四月間，寧岡縣縣長沈清源為本縣極不穩定的政局大傷腦筋。他既害怕“文明社”與“新民社”這左、右兩派組織公開爭斗會引起禍端，因兩派為首的都是有錢有勢的人物，得罪任何一方都不行；同時,他又認為袁文才的馬刀隊是縣府多年來的心腹大患，因此，更有一種談“匪”色變的恐懼心理。自袁文才大鬧新城之后，他多次派兵“進剿”馬刀隊均告失敗。思來想去，沈清源決定采取招撫的辦法，使馬刀隊下山歸順政府，以絕后患。

根據黨的指示，正在寧岡發展革命力量的龍超清，早有推翻寧岡反動統治的心愿，但苦于沒有掌握武裝力量。所以，自從他回到寧岡以后，他就敏銳地注意到半崗山上這支馬刀隊。他通過調查分析， 發現馬刀隊均為貧苦農民組織起來的，是一支專與豪紳地主作對并具有正義感的綠林武裝，這支武裝通過教育引導，完全有可能成為革命的隊伍。恰在這時,又得知沈清源既不敢親自出馬去半崗山勸降,又為一時找不到上山的說客而發愁。于是，龍超清便想到了北洋軍閥部隊劉漢濤營七連連長王文德。王文德的七連駐防寧岡縣白石，龍超清與之關系甚密。他說通了王文德，八月下旬，兩人一起找沈清源獻策，自告奮勇去招安半崗山的馬刀隊。沈清源正求之不得， 他做夢都想收復馬刀隊，便立即委派龍超清、劉輝霄、王文德為縣長代表，徑直上山，招撫馬刀隊。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龍超清、劉輝霄、王文德一行三人按約定來到寧岡縣柏路的上坑村。馬刀隊一方參加會談的有袁文才、胡亞春、何正山、李少恒。王文德恐馬刀隊有戒心，不但未帶武器,甚至故意打著赤膊來會面以示誠意。然而，好用心計的袁文才，對龍超清一行的到來，既以禮相待，同時又在會面的周圍布哨設兵，保持高度警 惕，以防生變。因他了解，歷史上很多農民起義的失敗,都是因為他們麻痹大意，落入當局“招撫”騙局的陷阱，最終落得頭領被殺害，起義被鎮壓，造成轟轟烈烈的起義以悲劇告終。對這些歷史教訓，袁文才謹記于心。

 上坑會談，進展并不順利。一開始，盡管龍超清坦誠相見，說明利害，但袁文才還是疑慮這是北洋軍閥政府假以招安為名而將其消滅的騙局，加上當時寧岡土、客籍存在尖銳的矛盾，因而，他一直認為招安是自投羅網，不可接受。胡亞春、何正山更是斷然拒絕，毫無商量余地，致使會談陷入僵局。

但龍超清、劉輝霄并不氣餒，為爭取這支武裝，他們動之以情， 曉之以理，苦口婆心地進行勸說。劉輝霄雖是土籍人，但會說一口流利的客家話。他曾通過其姐夫劉克猶，與袁文才有過一面之交，于是他又單獨找袁文才談心，反復向袁文才介紹時局形勢，說明招安決不是向北洋政府投降，而是借機擴展力量，并解決軍需糧餉等問題。 真誠的心意，耐心的勸說，終于使早有改變馬刀隊現狀迫切愿望的袁文才消除了疑慮，當即與劉輝霄結為拜把兄弟；隨后，袁文才反過來做胡亞春等人的工作。最終商定，同意接受招安，由袁文才下山與縣府談判。但為慎重起見，袁文才仍向龍超清提出務必讓“文明社” 的人到半崗山作為人質的要求，龍超清爽快接受，隨后便派了“文明社”的楊唐春、龍天鳳、李秋春和李明香等四人到馬刀隊充當人質。

下山談判之前，袁文才又與胡亞春等馬刀隊頭領一起圍繞著談判內容、要點進行商議。自袁文才加入馬刀隊之后，因其精明能 干、有文化、善計謀,使得馬刀隊人氣興旺，勢力日漸雄厚。而袁文才在任參謀長職務不久，就被推為首領，取代了胡亞春。但袁文才依然十分尊重胡亞春，大小事情都會同他商量。胡亞春對袁文才則早已是言聽計從、無所不依，因他對袁文才的才干很賞識，對袁文才的為人也完全放心。特別是袁文才率部攻進新城之后，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心甘情愿地讓位于袁文才，自己也圖個清閑快活。但在這次接受縣府“招安”的問題上，他始終態度曖昧、憂心忡忡。他不是不相信袁文才，也認同袁文才對時局及馬刀隊的前途發展所作的分析，但總覺得不值得去冒這個風險，更不愿意失去眼前安逸舒適的生活。

 數日之后，在龍超清的協調安排下，袁文才帶著李筱甫、周桂春等數人作為馬刀隊代表赴新城與沈清源和敵營長劉漢濤進行談判。

 談判一開始，龍超清作為這事的發起和主持人，首先作了導語式的發言:“今天能把沈縣長、文才兄請來這里共議寧岡大事，是我的榮幸。眼下，民間鬧事時有發生，官民矛盾尤為突出，形勢令人擔憂。為加強寧岡的治安，沈縣長以大局為重，不計前嫌，力主收編馬刀隊為政府的一支武裝，以保一方水土平安；文才兄也是從大計著想,拋棄個人恩怨，愿為社會出力。雙方都能以社稷為重，其精神實在可嘉。今天，就有關收編之事進行磋商，希望大家都開誠布公，坦誠相見，以求達成共識，共圖發展。下面，是否請沈縣長和文才兄就收編的具體事宜發表各自意見，然后再作商議。”

沈清源對袁文才下山談判,一是感到驚訝。他對龍超清當初主動請纓上山說服馬刀隊，半信半疑,不敢抱以太大的希望，認為龍超清畢竟年輕識淺，“嘴巴沒毛，辦事不牢”。現在龍超清居然真的把袁文才“請”下了山，他深感后生可畏,不知龍超清究竟使用了什么“魔法”。二是出乎意料。他低估了袁文才的膽量,原一直以為袁文才不敢下山，沒想到袁文才說來就來,毫無畏懼，僅此一點就使他刮目相看:袁文才不是等閑之輩。

沈清源清了清嗓子，開言道：“超清仁兄說得正是，老實說，這些年來，官府與馬刀隊確是有過沖突,但這已是過去的事。自古以來人們就十分崇尚以和為貴，我們也要順應形勢的發展，化干戈為玉帛， 精誠團結，這樣才有利于把寧岡的事情辦好。至于有關具體事項，我想先聽一聽文才老弟的意見。”

 “既然沈縣長談到官府與馬刀隊之間的過節，我想有必要借此 機會先說幾句。這些年來，我選三連遭不幸，前妻張氏被人霸占，母親無端慘遭殺害。而這一切，均源于選三與謝冠南的個人恩怨。作為官府，不但不主持公道正義，反而助紂為虐。選三被迫加入馬刀隊， 又遭官府懸賞捉拿和多次追剿，這簡直是把活人往死路上逼！ ”袁文才義正辭嚴，言語犀利。接著又道：“這事不提則已，一旦提起，哪個血性男兒不滿腔怒火！哪個五尺漢子能咽下這口惡氣！ ”隨后，袁文才略轉平靜地說：“這些都是個人恩怨，比起國家大事，當然只能算是一樁小事。因此，為了寧岡的發展大計,也為了馬刀隊的前程，我選三可以不計個人的恩怨得失，忍辱負重。我現在就可以表態，同意 下山接受官府收編。但收編不只是一句話，它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 初步考慮，我覺得以下幾件事情,理應說明清楚：收編后的馬刀隊屬于縣府編制，全權負責寧岡的治安。雖屬縣府掌管，但組織人事以及工作上應具有獨立性，這是其一。其二,根據工作性質，必須保留現有的槍支，必要時，縣府還應適當加強和補充一些裝備。其三，既然成了縣府編制，那么軍餉給養應一概由縣府負責。再就是收編后的馬刀隊與駐防在咱寧岡的北兵的關系必須明確。這就是我的幾點意見。我選三學識淺薄，直來直去，如有不當，還請各位指教。”

 袁文才錚然作響的話語，豁達大度的胸襟，無不博得會談人員的同情和贊揚，包括沈清源、劉漢濤在內。在鐵的事實面前,他們不得不承認世道對袁文才的不公；同時他們又深深感到：這人滴水不漏，鋒芒畢露，難以對付。

 沈清源畢竟是久經官場的政客，雖然面對袁文才憤憤不平的指責，但為了達到收編馬刀隊的目的，他依然面帶微笑,慢條斯理而又不失紳士風度地表明他的意圖：“文才老弟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此一時彼一時嘛，過去的事咱就話明氣散吧！你能為寧岡發展大計著想，拋棄個人恩怨,接受官府收編，其大度令本縣長十分欽佩。”稍略停頓之后，沈清源話鋒一轉：“只是在你提出的條件里，文才老弟看能否稍加改動一下，馬刀隊收編之后改名為寧岡縣保衛團，完全隸屬于縣府直接掌管，故工作安排、人事變動理應聽從縣府。其余幾點都照你的意思辦，你看如何？ ”

 袁文才十分清楚，如果按沈清源所說，收編后的馬刀隊將毫無獨立性和自主權可言，特別是人事權更是至關重要，要是對方掌握人事大權，他可以陸續給你“換血”，慢慢消耗你的勢力，最終分化瓦解這支隊伍。這是萬萬不能讓步的。

袁文才沉默未語，龍超清已猜出他的心思。于是，他出面調停道:“聽了沈縣長和文才兄的意見后，我覺得官府與馬刀隊能化敵為友，無疑是寧岡的一大福氣，因而你們也都是有功勞的。剛才，沈縣長提到關于收編條件問題，我覺得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在收編問題上,我始終認為大家都應該從大處著想，而不應該拘泥于某些細節問題，現在的大處就是我們寧岡的社會治安。想必在座的各位都不愿意整天過著擔驚受怕的日子吧！另外從治安工作的性質特點來說，文才兄要求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權，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這里我就冒昧地向沈縣長建議一聲，能否一切依照文才兄的條件操辦？但文才兄務必要管好這支人馬，要對寧岡的治安負責， 讓全縣上下安居樂業。”

 最終，由于袁文才在談判中有理有節，據力爭取，加上龍超清、 劉輝霄等在沈清源面前力陳利害，因勢利導,竭力周旋，迫使沈清源全部接受了袁文才提出的條件。談判取得圓滿成功。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袁文才率領一支三十多人、十幾支槍的隊伍開赴新城接受改編。命名為寧岡縣保衛團,袁文才任團長，李筱甫任副團長，王少斌為隊長。隊以下設了三個班。保衛團還設立了副隊長、教育官、稽查員等官職。盡管經過改編，但這支隊伍的領導權依然牢牢地掌握在袁文才及其心腹的手中,袁文才本人對這支隊伍的人員配備也感到滿意和放心。副團長李筱甫是離馬源坑只有三華里路遠的壩上村人。他比袁文才大九歲，一九二四年經袁文才邀約參加馬刀隊。他雖出生富裕家庭，但從小思想激進，革命意志堅定，并且成熟老練,善于施計斗謀。與袁文才志同道合，親如兄弟，是袁文才完全放得下心的人。還有謝桂標、周桂春、陳慕平，原在馬刀隊都是深得袁文才賞識、精明能干、情同手足的部下。保衛團成立后，不久移駐茅坪攀龍書院開始為期三個月的整訓。

胡亞春雖然對下山受編持有異議,但并未強行阻撓袁文才接受官府招安。為此，袁文才多次與胡亞春進行商議，但他尊重胡亞春的意見，最終胡亞春留下七支槍及部分馬刀隊成員，仍然在半崗山繼續他的綠林生涯。

 一九二五年年底，袁文才率部進駐寧岡龍市，第二年又移防寧岡縣縣府所在地一一新城。這時，保衛團在袁文才的領導下，成為控制全縣政局的一支主要武裝力量。沈清源認為袁文才的馬刀隊已接受改編，且時下寧岡匪患正告平息，便先后將進駐寧岡“剿匪”的軍閥部隊全部撤走。

袁文才從談判開始到接受招安直至走馬上任，著實經過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他本來就是一個遇事善于思考的人，特別是在如此重大問題上，他慎之又慎。他深知下山招安的風險，生怕招致一 “棋”不慎、滿盤皆輸的悲慘結局。他雖然對胡亞春不同意下山的意見也能理解，但更相信龍超清和劉輝霄對時局的分析看法。之所以最后定下決心接受招安，主要還是基于以下三點考慮：

一是對馬刀隊前程的考慮。馬刀隊在半崗山經營多年，雖然名氣很響，但半崗山畢竟腹地狹小，地處偏僻，回旋余地極小，隊伍難以有大的發展。他聯想起在禾川中學求學時讀過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曹操起事之初,僅有兗州一地，由于胸懷大志，故能稱雄北方;劉備當初只是一個“織履之徒”，過著顛沛流離、寄人籬下的生活，因采納孔明的“隆中對”的正確決策，以致首取荊、益二州，最后稱帝西蜀；孫權敢拼善博，故能開拓江東，成為吳國開國之主。守著彈丸之地的半崗山， 袁文才總認為不可能有大的出路和發展。這是從長遠來看。

 二是對馬刀隊生存的考慮。隨著綠林武裝的興起，豪紳地主勾結當地官府，派出軍閥不斷上山“進剿”，馬刀隊根本無法過上安定的日子，說不定哪天一不小心就被“吃掉”。與其那樣，倒不如暫時接受招安。再說，招安收編后，糧餉給養有保障,這也是隊伍生存的一個基本條件。

三是對馬刀隊名聲的考慮。在人們心目中，綠林武裝與土匪隊伍似乎沒有多大區別，綠林即土匪，土匪即綠林。這也是袁文才翻來覆去難以消除的一大心病。此時此刻,他似乎對他曾讀過的《水滸傳》中宋江這一人物特別的同情和理解。宋江當上梁山義軍的領袖后，不顧眾人的極力反對，始終積極主張接受朝廷招安。雖然最終導致梁山眾多英雄的悲慘結局，但不得不承認宋江的一片苦心。他完全是出于對梁山兄弟的名聲和出路的考慮。因梁山泊的農民起義被北宋王朝的統治者視為大逆不道，把起義農民看作是一伙“強盜”“匪徒”。這種名聲，與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顯然是相悖的。“匪”與“盜”，古往今來均被視為一種奇恥大辱，袁文才當然不愿意讓自己和這些朝夕相處的難兄難弟蒙受這種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