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工農運動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國內外反動派的極大恐慌。帝國主義眼看北洋軍閥政府已不能阻擋中國革命 的發展，加緊了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并在革命隊伍里尋找新的代理人。正在此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與帝國主義勾結起來， 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遭到捕殺。僅三天內，就有三百多人被殺，五百多人被捕， 五千多人失蹤。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為帝國主義的新走狗。緊接著， 蔣介石又指使湖南、湖北反動軍官叛變革命。五月二十一日，發生了 “馬日事變”。長沙駐軍一千余人襲擊湖南省工會、省農會以及其他 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及工農群眾百余人。

隨后，汪精衛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公開宣布與共產黨決裂,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 的血腥口號。在這革命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路線執行者不僅不加強工人階級的武裝,反而命令武漢的工人糾察隊將武器交給國民黨。至此，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運動宣告失敗。

湘贛邊界各縣和全國一樣，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遭到破壞，農民協會被解散。原邊界各縣農民自衛軍共有九百七十支槍，“‘馬日事變’后，除袁(文才)、王(佐)兩部無損失外，僅遂川保存六支,蓮花保存一支，其余概被豪紳繳去”氣白色恐怖籠罩城鄉。

從參加馬刀隊開始，袁文才對槍桿子重要性的認識在不斷加深，他常對部隊官兵講:“槍有三個作用:第一，能尋吃;第二,可以防身;第三，可以報仇。”其實，這種認識是在同軍閥和豪紳地主的長期斗爭中形成的。袁文才心里清楚，聚結在井岡山周圍的大小幾十股綠林武裝之所以能夠各自占山為王，主要是賴于手中有槍。不少綠林武裝把槍桿子看得比生命還重要，他們提出“寧可人死，不可槍丟”的口號。為此，他們還千方百計從官兵、豪紳身上獲取槍支，甚至通過火并、角斗等方式從別的綠林、土匪手中搶奪槍彈來加強自己的武裝力量。

回顧自己的人生經歷，袁文才更加感到槍桿子的分量。馬刀隊能夠“吊羊”成功，是因為手中有槍；自己率領馬刀隊敢于攻進縣府以及后來招安后的保衛團能站穩腳跟，使縣府和豪紳地主們心存幾分畏懼，同樣是因為手中有槍;最后率部起義，摧毀縣衙門，趕走沈清源，仍然還是靠手中有槍。袁文才逐步認識到:有槍膽氣就壯，槍桿子不僅可以尋吃、防身和報仇，而且還可以推翻反動統治，解救貧苦的百姓。當然，袁文才永遠不會忘記，自己母親的慘死，說到底也就是為了一支槍;假如那天“進剿”兵未將撐棍當成槍，宋士清就不會率部返回馬源坑尋槍，母親自然也就不會遭到槍殺;假如宋士清返回后如愿找回了槍，也許母親又可以避免被害。所以，在大革命失敗后的一片繳槍聲中，在反動當局強令繳槍的壓力之下，袁文才明爭暗抗，巧妙應對,終于使他的幾十條槍得以保存下來，為他日后堅持革命斗爭，提供了一個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

袁文才在短暫的人生中，結交了很多摯友。而井岡山上的王佐， 更是他志同道合、生死相依的至交。王佐，又名王云輝，綽號南斗。一 八九八年五月出生于江西省遂川縣下莊村下水坑（今井岡山市下 莊)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早年的王佐學過三年裁縫手藝。當他目睹土 豪劣紳不勞而獲，而貧苦百姓卻苦不堪言的社會現狀時，深感世道 的不公平，由此激起了他的反抗念頭。于是，他便參加了朱孔陽（綽 號朱聾子）的綠林隊伍。一九二二年，王佐籌款買槍，秘密串聯茨坪的李開昌和胞兄弟王云龍、王光秀等人喝雞血酒結盟另立門戶，隨后又從下七把做鐵匠的好友刁輝林請上山。從此，他與朱聾子分道揚鑣，獨樹一幟。他的綠林隊伍以當地貧苦農民為主體，提出“劫富濟貧，除暴安良”的口號，四出“吊羊”謀生。隨著勢力漸漸雄厚，名聲也越來越大。

時至一九二五年冬，敵五縣聯防總指揮、大土豪尹道一勾結永新官府，施計使王佐下山招安，任“新遂邊陲保衛團”團總。尹道一利用王佐在小井辦團防之機暗地收買了王佐部下的李云輝，然后糾集幾十個人，深夜將團防駐地包圍起來，企圖鏟除王佐。王佐向來機警，連夜鉆洞脫身。據說王佐有一個習慣，每到一個新的住地，他都要在自己住的房間挖一個地道通向外面，以防萬一。而這個地道恰恰派上了用場。他從地道出來后，在他姐夫石炳祥帶領下，直奔寧岡茅坪與袁文才會面。

對于落難的王佐，袁文才熱情相待，真誠相助。其實，在這之前， 袁文才與王佐彼此就慕名已久;這次相見，倆人更是一見如故，如同前世注定有緣的一對難兄難弟。也許是因為倆人都出身貧苦之家，也許是他倆都有坎坷曲折和相類似的人生經歷，他們的感情是那么的親密，話語是那么的投機，而且還是同年所生，又都是客籍人，走進綠林后又都以“劫富濟貧，除暴安良”為宗旨。這一切，迅速地拉近了他們感情的時空距離。彼此都把對方看成是生死可托、患難可恃的至交。為了幫助王佐擺脫困境，袁文才派出了十幾個人護送王佐回到下莊,并幫他除掉了李云輝。對此，王佐從內心對袁文才充滿感激。于是，倆人對天盟誓：“既是同生，亦求同死”，從此結為拜把兄 弟，誓為生死之交。

自此，袁、王二人，一個虎踞山上,一個龍盤山下，遙相呼應，成為湘贛邊界威名赫赫的地方首領。在井岡山斗爭時期，他們更是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情同手足，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他們為創建、鞏固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這是后話。

隨著蔣介石、汪精衛發動的反革命政變，國內革命斗爭形勢變得十分復雜嚴峻。在永新，身為縣黨部主席的國民黨右派頭子周繼頤，勾結豪紳地主用重金收買土匪李乙燃，企圖借助“馬日事變”之 機一舉撲滅革命力量。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他們突然襲擊了永新縣城，把正在農會開會的八十多名共產和革命群眾全部抓起來投進監獄，賀敏學也遭被捕。而且右派揚言要嚴懲首要分子，殺一儆百，情況萬分危急。當時任國民黨吉安縣縣黨部婦女部部長和共產黨吉安縣婦委書記的賀子珍得知這一意外消息后，心急如焚。恰在這時，歐陽洛、劉作述等幾個永新縣委領導人僥幸逃脫敵人魔掌相繼到吉安，他們立即行動起來，發宣言，印傳單，揭露永新反革命事變的真相，并組織人員向國民黨吉安行政公署請愿示威，要求營救被捕同志。

時間一晃過去半個月，吉安的國民黨對他們的要求置之不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決定聯絡袁文才、王佐領導的寧岡遂川農民自衛軍和王新亞、楊良善(后叛變）領導的安福、蓮花農民自衛軍四路起兵會攻永新城。賀子珍早知賀敏學與袁文才原在禾川中學讀書時就是同窗好友。于是，寫了一封信轉給關押在獄中的賀敏學，“敏學兄： 事在籌措中，已顯端倪。兄速給袁兄去函救助。并告獄中同志。妹桂圓。”收到賀子珍的信后，“為了營救被監禁的共產和革命群眾， 那時我在獄中寫信出去找袁文才、王佐聯系。我用紙條寫好信，塞在一把爛了的竹柄油紙扇把里，趁我舅母來看我的時候交給了她，當時我舅母把爛扇拿回家里，認為一把爛扇交給她，覺得不一般，于是左找右找，從竹把里找到了我寫的條子，后來她轉送到袁文才、王佐那里去了。與此同時，賀子珍和在中共吉安地委工作的歐陽洛又與安福的王新亞的農民自衛軍取得了聯系，永新黨組織也與袁文才、王佐的農民自衛軍取得了聯系。中共吉安地委決定:四縣農軍聯合會攻永新城。袁文才接到中共吉安地委的指示后，迅速通知了井同山上的王佐，并在當晚與龍超清、劉輝霄、李筱甫等在家里召開會議至深夜，詳細研究如何攻打永新縣城。七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隊，全部集結在茅坪進行戰前訓練。

七月十七日晚,袁文才率部星夜越過七溪嶺，急行軍二百二十多華里趕到永新縣城南門外。袁文才與王佐按原定方案，將部隊編成“一連兩組”，即攻城主攻連,火力掩護組和傷員救護組。然后又從主攻連中挑選出幾十名身強力壯、機智靈活的自衛軍戰士組成突擊隊。主攻連由李筱甫和刁輝林指揮，突擊隊由周桂春率領。部隊在東、南門外隔河相望的東華嶺上待命。

七月十八日凌晨，殘星隱退，曙色蒼茫，大地被一團團飄蕩的霧靄籠罩著。遠方，公雞啼鳴此起彼落;近處,禾河水流鳴聲潺潺。濃濃霧靄，掩住了農軍戰士的身影;茫茫曠野，積蓄著傾城摧垣的氣勢。 隨著曙光初露，突然，袁文才一聲令下,攻城戰斗正式打響。

為盡快解救獄中受難的共產和革命群眾，自衛軍戰士不顧長途行軍的疲勞，冒著敵人猛烈的火力，蹚過水深流急的禾河，像一 把利劍，直逼城內敵人。李乙燃組織守城部隊負隅頑抗，敵我對峙近兩個小時。這時，袁文才命周桂春率突擊隊實施強攻突破，終于率先攻破敵人的城墻防線，接著主攻連全體戰士以不可阻擋之勢朝著城內沖殺過去，敵人被打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攻進縣城后,袁文才指揮部隊迅速追殲殘余守敵，占領了縣政府;接著他又打開監獄，解救了賀敏學、胡波、張榮錦等八十多名共產以及農會和革命群眾出獄，并燒毀監獄，燒掉了國民黨的縣黨部和縣政府。此刻， 李乙燃的保安隊在永新北鄉被王新亞率領的農民自衛軍打垮。袁文 才打開城門，迎接王新亞率領的農民自衛軍進城。

沒過幾天，漏網的國民黨右派頭子劉枚皋逃往湖南茶陵，請來 了駐茶陵的國民黨湘軍第三軍軍部特務營向永新反撲，妄圖收復永新城。袁文才帶領部隊與其他幾縣的農民自衛軍相配合，在永新的沙壘洲、禾川門外將敵軍擊潰，并繳獲一百多支槍，解放了整個永新縣城。

在會攻縣城勝利后的當天，成立了永新縣革命委員會，由賀敏學擔任主席，袁文才、王新亞、王佐擔任副主席,恢復了中共永新縣委和農民協會。同時還成立了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部，王新亞為總指揮，賀敏學、袁文才、王佐為副總指揮農軍在永新劫獄成功，給予國民黨右派的囂張氣焰沉重的打 擊，同時，使國民黨政府感到震驚，他們怎么也沒想到，幾個縣的農軍有那么大的力量，而且敢于公開同政府對抗。為此，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立即從吉安調來一個正規團的兵力，由團長祝容枝率領，殺氣騰騰撲向永新縣城。面對強敵壓境的形勢，袁文才與賀敏學、王新亞、王佐等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會上，袁文才對敵我力量進行了分析對比，他認為敵軍無論是軍事素質還是武器裝備都優于農軍，加上永新地勢平坦開闊，易攻難守，如果死打硬拼，只會吃虧， 甚至可能導致全軍覆沒。在這敵強我弱、實力十分懸殊的不利情況 下，只有避實就虛才能保存革命力量。為此，會議最后決定,王新亞帶領安福、蓮花農民自衛軍從永新撤向湖南瀏陽，袁文才、王佐則帶領農民自衛軍保護中共永新縣委負責人賀敏學、賀子珍、劉真、王懷 及一大批農軍撤到寧岡茅坪。王懷因身患重病無法行走，袁文才指示部下用擔架把他從永新一直抬到茅坪。

遭到連續失敗之后，國民黨政府深感袁文才、王佐并非等閑之輩，早在他們還是綠林武裝的時候,政府就一直把他們看作“土匪”， 每年不停地派兵“進剿”。結果是越“剿”對方越強大，現在竟發展到暴動劫獄。不鏟除這一后患，且不說他們對政府會帶來什么樣的危害，就是國民黨軍隊的面子都沒地方放。于是，當袁文才率部撤出永 新縣城后，國民黨軍隊窮追不舍,大有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之勢。這時，除祝容枝率領的一個正規團的兵力之外，又搜羅了兩千多鄉勇配合進山“追剿”。他們駐扎在茅坪附近的桃寮一帶,采取砍山進剿的策略，所有鄉勇各帶刀斧，把成片成片的樹林砍倒,企圖縮小袁文才部隊的藏身之地,迫使袁文才出來決戰，氣焰十分囂張。

幾年來，在與軍閥和豪紳地主的斗爭中，袁文才練就了處變不驚的膽量。就當時寧岡縣農民自衛軍的實力而言，也不過就六七十支槍,一百多號人。而面對的是數十倍于己的敵人，其武器裝備、軍事力量都遠超農軍。在此情況下，如果沒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首先在精神上就要被壓垮。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袁文才認真分析了敵我雙方形勢，認為敵軍雖然人數多、裝備好，但沒有群眾基礎，特別是人生地不熟，一旦進入深山密林，如同瞎子擠到三岔口——不知走哪條路。而農軍則完全不同，有當地群眾的支持和掩護，有深山密林做屏障，有崇山峻嶺做依托，尤其是農軍個個都生長在山區，爬山過坳如履平地。袁文才還深深懂得，作為帶兵打仗之人，審時度勢、 避實就虛非常重要。眼下敵勢強大，只能避其鋒芒，緩以待變。袁文才把部隊化整為零，時而聲東擊西，攻其不備；時而設下陷阱，請君人甕；時而布下疑陣，誘其深人。經過一個多月的輾轉周旋，敵軍始終無法找到與袁文才決戰的機會,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無奈之下， 便將茅坪一帶老百姓的財物搶劫洗盡才退下山去。這次粉碎數千敵軍的“追剿”，表現了袁文才不畏艱難敢于斗爭的革命精神，體現了革命群眾的巨大力量，反映了袁文才率領的農民自衛軍的機智和勇敢；同時，也為后來毛澤東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反擊敵軍“圍剿”提供了寶貴的作戰經驗。

一九二七年,各派系軍閥之間互相爭權奪利的斗爭仍然持續不 斷,為應付軍閥間的混戰，朱培德把“追剿”部隊從寧岡撤走。這一 年,也正是蔣介石發動的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十年反革命內戰的頭一年。為了反共需要，蔣介石不斷制造反革命事件,從政治上、組織上進行積極準備。同年八月，寧岡的反動縣長張開陽到吉安參加“鏟共”訓練，由敵連長李朝陽代行縣長之職。李朝陽吸取寧岡前幾任縣長的深刻教訓，一方面在對待袁文才的農民自衛軍問題上，他不想把已經尖銳的矛盾再推向極端，他希望自己任職期間能與農軍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他害怕落得林笑佛那樣的下場。另一方面，他又要在上司面前表現自己的政績和能耐：你幾千人都對付不了的袁文才，我要把他收服利用給你們看。為此，李朝陽一反常態， 變“進剿”為安撫，他派說客上山與袁文才講和，其條件就是只要袁文才繳出幾支無用的爛槍，他便向上司虛報戰績，以后就不再對袁文才以“匪”相待。對于袁文才來說，這原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匪” 來“匪”去，一直給他帶來沉重的心理負擔。但現在則完全不同了，因為他已經是一名共產。國民黨政府把整個共產黨都說成是“共匪”，因而他對“匪”的觀念也就隨之淡化了。袁文才考慮更為深遠的問題是,他覺得政府要與他講和又是一次機遇 次利用合法手段保存自己武裝力量的機遇。經歷幾千人的“追剿”后，他不怕再被 “追剿”，他也知道政府要剿滅他的農軍并非易事，但總覺得這樣下去不是長久之計，因而他答應了李朝陽的條件,把幾支幾乎不能使用的破槍繳給了當局。李朝陽則任命袁文才為“寧岡縣保衛團團總”。至此，寧岡反動當局的軍事“進剿”又告一段落。

隨后不久，寧岡的豪紳地主聯絡湖南酃縣、茶陵的豪紳富戶，想利用袁文才的武裝力量保護他們的生命和財產，成立了三縣“和平委員會”，并推舉袁文才擔任“和平委員會”的軍事委員。袁文才接受了推舉，并出任了三縣軍事委員。從袁文才的身世來看，他出生貧苦農民之家，在他的青少年時期，他的家里就一直遭受當地豪紳地主的剝削壓迫，甚至連他的妻子張氏都被茅坪的世襲豪紳謝冠南的兒子謝殿一所霸占。在競選場上，他勇敢地站出來揭露謝冠南的丑惡行徑后，被迫參加馬刀隊。這些事情僅僅才過去四年之久，難道他會把這些刻骨銘心的往事拋于腦后？或許是他改變了對官府和豪紳地主們的看法？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他愿意擔任三縣的軍事委員包括接受“寧岡縣保衛團團總”的頭銜呢？原因其實 就一個那就是袁文才想利用“和平委員會”和“保衛團“的合法身份，通過三縣的豪紳地主同江西、湖南反動政府的關系，保存自己手中的這支擁有六十多支槍的武裝力量，同時也便于保護從永新監獄中救出來的一批共產和農民協會骨干。再說，身為共產的袁文才，是在中共寧閃縣委的領導之下，故所任的兩個職務，應該說是一種組織行為，其個人只不過是積極贊成這種做法而已。有位革命前輩在后來寫的回憶錄中說道:袁文才任此兩個職務，是腳踏兩只船,一方面同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在一起，一方面又繼續和寧岡的反動縣長及土劣搞在一起。對此我不能茍同，我認為這是對袁文才的身世及當時的歷史背景不了解所致。事實證明:袁文才這一舉動， 保住了他所率領的這支農民革命武裝,也保護了永新的一批落難同志,更為后來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準備了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