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九月間，國民黨贛軍正在進行調防，原駐守在永新、 寧岡一帶的楊如軒和楊池生兩部調往吉安整編，由國民黨第五師第十四旅旅長周渾元接替“兩楊”，進駐永新和寧岡。

 九月底的一天，茅坪村突然來了兩個賣糖果香煙的“女貨郎”。 這兩人走村串巷，鬼鬼祟祟，行跡十分可疑，當即被暴動隊員抓獲。 經審訊得知：駐扎在新城的周渾元旅第二十七團營長周宗昌，為了摸清我紅軍大隊的情況，特意派出四個女探子化裝成賣貨郎，分別到大隴和茅坪一帶進行偵察。她們進入村子后，東張西望，觀察得很細，主要是看各家各戶是否有駐兵，路上是否有馬糞。企圖趁紅軍大隊未歸之際，血洗茅坪。

 當袁文才得此情況后，立即寫信將情況向剛回到茨坪休整的毛澤東、朱德匯報。原來,早在九月八日，毛澤東迎還朱德、陳毅率領的紅四軍第二十八團就回到了井岡山南麓的江西遂川境內的黃坳。隨后，在遂川堆子前，我紅軍四個營打敗國民黨贛西獨立第五師劉士毅第十五旅的五個營，“繳槍二百五十，俘營長、連長各一，排長三 四，士兵二百余，余部退贛州”。一舉奪取遂川縣城，這是紅軍回師井岡山后取得的首戰勝利。但國民黨軍不甘心失敗，接著贛軍李文彬部從泰和趕來增援，劉士毅部從贛州開來，企圖合擊紅軍。在大敵當前、敵強我弱的形勢之下，為保存紅軍實力，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主動撤出遂川，于九月二十六日返回井岡山茨坪。

毛澤東、朱德收到袁文才的信后，立即分析了敵情，指示袁文才將計就計:把這兩個女探子放了，造成紅軍大隊未歸、防守空虛的跡象，誘敵深入，然后集中優勢兵力一舉將敵殲滅。于是，袁文才將女探子交給村里的兒童團少先隊看管，然后又故意造成機會讓她們逃脫。當周宗昌聽了兩個女探子的報告后，認為機不可失，便立即會同寧岡靖衛團經赤坑向茅坪進發。

 周宗昌是周渾元部的主力，戰斗力很強，從未打過敗仗,所以一向驕橫自負、目中無人。這次偷襲茅坪，他們每人帶了十刀浸好煤油的草紙，準備見屋就燒，見人就殺。可他們萬萬沒有料到，紅軍早已準備好了張開口的“布袋”，等待他們來鉆。

 九月三十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大隊星夜兼程趕回茅坪，當晚在茅坪攀龍書院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研究制定作戰方案，最后決定在茅坪坳頭隴迎戰敵軍。

 坳頭隴位于茅坪村的正北面，是茅坪通往新城的必經之路。這 是一條長達五六華里的山沖，中間為稻田，兩邊均為高山密林。靠左邊的山腳下是一條由石頭鋪成的人行道，在當時來說，石頭路通常 是比較重要路段的標志。田隴的中間有一條北南走向的水圳。坳頭隴的北面進口小，越往里面越大，其形狀極像一個布袋。

 按照會議決定的行動方案，紅軍第二十八團第二營、第三營和 第三十一團埋伏在稻田兩側的山上，第二十八團第一營從正面出擊,袁文才的三十二團一分為二：周桂春帶特務連少數兵力在坳頭 隴北面進口處引誘敵人，袁文才率其余部隊繞道壩上，走雪竹坑截斷敵人往高車坳、赤坑的退路。這是一條有二十多華里遠的山路，為在天亮前趕到目的地，袁文才傳令部隊,凌晨兩點開飯，三點正式出發，五點半之前必須到達預定位置做好戰斗準備。

 十月一日一大早，周宗昌帶著全營六個連，氣勢洶洶地朝茅坪方向撲來。狡猾的周宗昌為防不測，他讓寧岡靖衛團打頭陣。靖衛團 一進入坳頭隴，便燒了位于坳頭隴路口的油槽，接著又點燃了幾棟民房，沖天大火映紅了茅坪北面的天空。隨后而來的周宗昌看到并無異常情況，于是命令部隊加速前進。當敵人全部進入坳頭隴的“布袋”時，朱德立刻下令各部隊發起攻擊，頓時號聲、槍聲、喊殺聲四 起，把敵人打得暈頭轉向。

 當敵人弄明白中了紅軍的埋伏后，周宗昌急忙命令部隊向后撤退，其中敵人的一個連竄到上虎嶺，企圖往東源方向逃竄。早就等候在這一帶的紅三十二團官兵，在袁文才的指揮下，立即用火力封鎖住敵軍的退路，把敵人逼回到“布袋陣”內。敵軍欲飛無翅，鉆地無門，四面受敵，一片混亂，最后只有乖乖地繳械投降。

 這次戰斗，只用了三十分鐘便勝利結束，全殲贛軍一個營，活捉營長周宗昌，俘敵一百余人，繳槍一百一十多支。坳頭隴戰斗的勝利，使寧岡全縣又重新回到紅軍的手里。分田地反封鎖恪盡職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迎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安家茅坪后，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袁文才全身心地投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工作。在頻繁、艱苦的反“進剿”戰斗中，立場堅定，英勇頑強；在擔負繁重、艱難的留守任務時，兢兢業業，盡心盡責；在建立、鞏固地方政權和群眾工作上，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特別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擔任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之后，積極推動邊界的土地革命，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有效地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持和鞏固了紅色政權。

 歷史的車輪永遠是勇往直前的，時至20世紀上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了一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土地革命運動。有“農運領袖”之稱的毛澤東，一直深深地關注著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當毛澤東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實行武裝割據的同時，就開始著手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一九二八年二月，毛澤東派毛澤覃到寧岡大隴喬林村進行土地革命試點。正如擔任過湘贛邊界特委副書記的陳正人回憶所述：“井岡山土地革命最早是在寧岡進行的，因為那里是個鞏固的根據地”。而寧岡最早的分田又是首先在大隴喬林進行的，喬林的土 地革命試點所取得的經驗，為以后整個湘贛邊界土地革命的普遍展 開,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指導。

對于土地的重要，袁文才有著切身的體會和深深的認識。還是在他開始懂事的時候起，家里就一直飽受貧困的煎熬,再好的年成， 再怎么精耕細作和勤儉節省，一年打下的糧食最多只夠吃半年，而 剩下的六個月，只有靠借高利貸度日。由此形成一個惡性的循環:越窮越借，越借越窮。隨著年齡的增長，袁文才逐漸明白，自己家里之所以一直受窮，就是因為只有幾塊瘦田薄地，而大ffi:的土地，特別是良田肥坡都被地主豪紳箱占去了。現在要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要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把本該屬于廣大農民的田地從地主豪紳手里奪回來。為此，在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成立之后，袁 文才立即將邊界的土地革命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邊界各縣在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

 為順利推動邊界土地革命的深入開展，袁文才日夜操勞，忘我的工作。土地革命情況十分復雜,工作非常艱苦，但袁文才心情十分愉快。他真實地感到，這是在為自己的黨做一件具有非凡意義的大 事，這是一場推翻地主豪紳剝削壓迫的偉大革命。黨和毛澤東把這副重擔讓我袁文才來挑，這既是一種高度的信任，更是一項艱巨而光榮的任務。

 為扎實而富有成效地開展分田工作，袁文才與土地部長譚震林常在一起探討問題，商量工作，并多次召開邊界政府會議，對分田的具體事項進行認真討論研究。根據喬林土地革命試點經驗，結合縣、區、鄉實際情況采取了如下具體步驟和做法：

一是成立分田領導機構。各縣、區、鄉分別設立土地委員會，由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五至七人組成。其職責是對土地進行調查摸底，劃分等級，丈量計算，提出分田方案，落實分田到戶。

二是抽調紅軍干部指導分田。邊界特委抽調了大批紅軍干部深入到縣、區、鄉各級，對分田進行具體的幫助指導，特別強調做好宣傳發動群眾的工作，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和斗爭決心，使他們敢于站出來打土豪分田地。王紫峰、何長工分別被派到葛田和荷花幫助分田。

 三是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四是以原耕地為基礎，多退少補，好壞搭配。邊界的土地革命運動，使廣大農民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有力地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貧苦農民的革命熱情和耕種積極性。更重要的是“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設

三者緊密結合起來……很快就使邊界紅色區域發展到鼎盛的時期”。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井岡山土地法》正式頒布。這部凝集黨領導湘贛邊界土地革命斗爭經驗總結的法律，不僅直接指導了湘贛邊界的土地斗爭，為我黨土地革命的路線和政策的形成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而且為以后中央蘇區 大規模的土地革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寧岡地處亞熱帶，四季分明，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具備發展農林業生產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這里盛產稻谷、油茶、煙葉、藥材、竹 木等。但“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有些地方還停留在杵臼時代”。 落后的生產力水平嚴重制約了寧岡經濟的發展，而國民黨軍不停的 “進剿”，對根據地經濟建設破壞更大。邊界黨一方面要領導軍民對付敵軍的“進剿”，另一方面又要發展農業生產以求自給自足，由此帶來勞動力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為粉碎國民黨軍的“進剿”，保衛邊界紅色政權，許多男青壯年都參加了紅軍和赤衛隊轉戰各地，留下的多是婦女、老人和兒童。

為解決這一矛盾，袁文才跑遍了寧岡的龍市、古城、新城、大隴、 柏路等行政區，深入鄉村調查研究，最后制定了五項措施解決這一難題：

 一是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組織調劑勞動力。針對有的有勞動力卻缺少耕牛、有的有耕牛又缺勞動力、還有的耕牛和勞力都缺的狀況，采取在勞力、農具、耕牛的不足上互換互幫的形式進行調劑。

  二是充分發揮老農和婦女的作用。在寧岡，雖然廣大農村婦女也都從事田間勞動，但她們只是做些拔秧、耘田、鏟田埴之類比較輕快的農活，而犁耙、插秧、割禾、摘茶梓這些重活，則基本由家庭男人承擔。為不影響農業生產，邊界政府號召和動員廣大農村婦女積極向老農學習各種農業技術。她們克服重重困難，很快便將所有的農活都承擔下來，有力地支持了根據地武裝斗爭。

  三是組織紅軍指戰員適時開展支農活動。在插秧、收割的農忙季節，且又暫無戰事的情況下，將指戰員分配到各農戶，幫助他們干農活。

  四是干部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縣、區、鄉各級干部邊開展工作邊參加勞動，既解決勞力不足問題，又密切干部群眾關系。

  五是頒發積極發展農業生產的布告。為加強對根據地農業生產 的領導，遵照特委指示，圍繞農田管理內容，在廣大鄉村普遍頒發布告，要求：“務須耕耘在前”；種好分得土地，不得“自由拋荒”；“谷熟之期，不準鵝鴨放田”；等等。

  這一系列措施，不僅有效地解決了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矛盾，而且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一九二八年寧岡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豐收，為紅軍提供了充足的糧食。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給弱小的紅軍帶來了重要的轉機。 蔣介石為了摧毀毛澤東領導的這支革命的武裝力量，不惜調集重兵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實施頻繁的“進剿”，其“進剿”的兵力一般都有八九個團，多時達到十八個團。邊界軍民在毛澤東、朱德的正確領導下，打退了敵人一次次進攻。但敵人并不甘心失敗，他們在對根據地進行瘋狂的軍事“進剿”的同時，還實行殘酷的經濟封鎖。“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邊界政權割據的地區，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 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地處湘贛邊界邊沿山區的寧岡，本來經濟就很落后，特別是商品經濟極不發達,給根據地軍民的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威脅。紅軍指戰員的生活極其艱苦，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錢的菜金，開始還能吃上紅米飯、南瓜湯，可在敵人實行經濟封鎖之時，只能用米糠和野菜充饑。

 一九二八年的寒冬臘月，廣大紅軍指戰員，從毛澤東、朱德到每 一個普通士兵，仍然只穿著兩件單衣過冬。因缺醫少藥，許多紅軍指戰員由輕傷拖成重傷，最后不治而亡。面對這樣一種復雜的形勢和殘酷的局面，毛澤東提出除大力發展工農業生產、繁榮農村經濟，還 親自找袁文才研究在寧岡縣大隴鎮建立紅色坪場，開展紅區和白區經濟貿易，以此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克服軍民面臨的困境。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袁文才立即著手大隴紅色坪場的建設。

 首先，成立了專門機構。抽調朱述庵、陳次謀、劉克勛、趙諧克、 吳光遠等五人組成大隴坪場籌備委員會，具體負責坪場的各項籌建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建，大隴紅色坪場順利竣工，并于七月十五 日正式開坪。

其次，加強對坪場的管理。規定每逢二、五、八為坪日。為了嚴防壞人破壞坪場的經商貿易，袁文才還特意派出手持步槍、大刀、 梭鏢的紅軍戰士、赤衛隊暴動隊員和地方干部維持秩序，使整個坪場熱鬧有序。人們叫賣、問貨還價無拘無束，買賣公平，一派生意興 隆景象。

再次，制定了保護中、小工商業者的政策。凡到根據地做生意, 買賣自由，交易公平，不納捐，不抽稅，有效地促進了坪場的貿易繁榮。用事實揭穿了國民黨反動派和地方反動民團趁機破壞大隴紅色坪場所進行欺騙宣傳的陰謀。

 最后，在紅色坪場開設兩家公賣商店，以優惠的價格照顧群眾。 他們用蘇區流通的銀元，可以買到比一般銀元更多的東西，很受群眾歡迎。大隴紅色坪場的開設，不僅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而且活躍了根據地的經濟,促進了工農業生產和經濟的發展。

在創建大隴紅色坪場的同時，袁文才還號召井岡山根據地的軍 民發揚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通過自力更生的辦法，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為解決食鹽問題，袁文才親自動手與紅軍指戰員一起熬硝 鹽，以解燃眉之急。在醫藥奇缺的情況下，袁文才把當地有名的中醫請到茅坪紅軍醫院，采取中西醫相結合的方法，上山采集草藥為紅軍指戰員治傷。與此同時，袁文才還利用一切有利條件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把井岡山豐富的木材、竹子、茶油和工業用的桐油等產品， 設法運到白區銷售，通過小商小販換回軍民需要的布匹、藥材、食鹽 等物品。他還在寧岡與鄱縣、茶陵交界的偏僻的山溝里建立幾個秘密的交易地點，白區的商販帶著食鹽、藥品、棉花、布匹等產品與紅區人民群眾帶著的手工業產品和土特產進行交易。通過多種渠道和辦法,使井岡山根據地奇缺的食鹽、藥品、布匹得到緩解。

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袁文才帶領的紅四軍第三十二團，不論是在外征戰，還是留守后方;不論是反擊敵軍的軍事“進剿”，還是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不論是維護鞏固地方政權，還是發動群眾支援前線，都突出地表現了這支隊伍的人民性及其卓著功績。袁文才經過槍林彈雨的考驗和井岡山斗爭艱苦歲月的磨煉，由一名農民自衛軍首領成為了一名成熟的紅軍指揮員，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鞏固和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一九二八年八月，為加強中共寧岡縣委的領導,袁文才又擔任了中共寧岡縣委書記的職務。在十月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他再次當選為特委委員。在十一月召開的紅四軍黨的 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他又繼續當選為以朱德為書記的紅四軍軍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