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固，地處吉安東南面，東與永豐為鄰，南與興國接壤,西與泰和交界，北與吉水相連。此地被毛澤東稱為“李文林式”的紅色割據， 被陳毅譽為“東井岡”。

 東固，是一九二八年四月間形成的贛西又一塊紅色根據地的中心。在這里，活躍著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和獨立第四團兩支紅軍隊伍,這是在暴動農民組成的游擊隊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革命武裝。紅軍獨立第二團的領導人是李文林，全團有六個步兵連和一個機槍連，共百余人，四百多支槍。紅軍獨立第四團的領導人是段月泉，全團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槍。

二月十七日，在紅二團團長李文林迎接下，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到達東固。二十二日，隆重舉行了東固會師慶祝大會。會上，毛澤東傳達了 “六大”文件并發表了充滿革命激情的講話：“東固山很好，是 第二個井岡山。現在，東固山與井岡山終于連接起來了，最終要連接全中國，中國革命一定要勝利！ ”他還高度贊揚了紅二、四團：“紅四軍是鐵軍，紅二、四團是鋼軍！ ”朱德則風趣地說：“國民黨反動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越打越多，現在你們也成了朱毛了！ ”

 毛澤東、朱德的講話，充分肯定了紅二、四團領導東固人民在革命斗爭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高度評價了兩軍會師的重要意義。會師后，紅二、四團向紅四軍贈送了四千銀元，還有大批子彈及物資, 并為紅四軍安置了三百多名傷病員在東固治療。紅四軍也向紅二、 四團贈送了四挺機關槍和一門迫擊炮。為加強東固根據地的建設, 還留下了毛澤覃等一批干部。

 紅四軍到達東固后，袁文才和廣大紅軍指戰員一樣，沉浸在兩軍會師的喜悅之中，享受著由行軍打仗帶來的極度疲勞轉入暫時的安穩。在離開井岡山后的四十多個日日夜夜，他的感受實在是太 深了。

在對待革命斗爭艱苦性的問題上，袁文才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認識過程。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恐怕什么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紅軍這樣壞的。現在現洋缺乏，每人每天五分大洋的伙食費（米歸地方供給），時常難以為繼。’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諺語，表示 了他們的痛楚，耐得苦，比第四軍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袁文才 本來就出生貧苦，貧寒學生的苦他嘗過,農村重活的苦他吃過，豪紳 地主壓迫的苦他受過，動蕩不安的苦他也經歷過。所以，井岡山根據地異常艱苦的物資生活，對于袁文才來講，算不了什么，因為他苦慣 了，對艱苦已習于為常。然而，這次出擊贛南，他卻體味了從未體驗的那種苦：部隊長途跋涉、頻繁轉戰、挨凍受餓之苦,遭受敵軍前堵后追、左右攔截、重重圍困之苦，特別是看到部隊連遭失利、傷亡慘重，給他內心帶來的深深痛苦，使得袁文才對革命斗爭的艱苦性形成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

 在對白色恐怖下的紅色政權的理解上，袁文才十分欽佩毛澤東為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中對中國社會及革命形勢的精辟分析。他從頭至尾認認真真地讀了兩遍。從朱毛會師到紅 四軍與紅五軍的會師，從井岡山根據地的開創到東固根據地的建 立，從紅軍力量的發展壯大到“武裝割據”的不斷擴展，袁文才深深 感到，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 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這也使得袁文才的革命信念更加堅定。

最使袁文才內心難以平靜的是，在出擊贛南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里,許許多多紅軍指戰員為了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朱德的妻子伍若蘭就是其中的一個。

 出生于一九O三年的伍若蘭，十八歲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受革命思想的熏染，一九二六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即投身于耒陽地區的農民運動，并成了湖南早期農民運動中一位堅強的革命女性。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攻下耒陽城后，結識了伍若蘭。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們由相識到相愛，并結為夫妻。自此，她追隨朱德，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上了井岡山，擔任紅 四軍政治部宣傳隊隊長。她經常深入鄉村，宣傳、發動群眾。作為朱德軍長的夫人，她沒有一點架子，和紅軍戰士們一樣行軍、打仗，深 得部隊官兵和當地群眾的稱贊和喜愛。在袁文才的意識中，伍若蘭英勇不屈的斗爭精神以及音容笑貌似乎還歷歷在目，而朱德軍長講的“一個大胡子，一個大麻子，湊在一起過日子”的風趣話，仿佛就發生在昨天。可殘酷的斗爭，使正處青春年華的伍若蘭就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朱德軍長為此忍受著巨大的痛苦。每當想起這些，袁文才的內心無不受到深深的震撼。他敬佩紅軍官兵們為革命前赴后繼、英勇獻身的革命精神，特別是在敵人的屠刀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想到這些，袁文才心潮起伏、思緒萬千、難以入眠，他走出自己的房間，前往毛澤東的住處走去。他喜歡聽毛澤東講述中國革命的形勢，喜歡聽毛澤東對事物富有哲理的洞察分析。毛澤東安家茅坪住在八角樓時，他經常會去那里坐坐，有時議事情，有時聊聊天，甚至拉拉家常。特別是當袁文才碰到問題時，經毛澤東一點撥,袁文才會茅塞頓開、豁然開朗；當袁文才受到挫折或遇到困難時，在毛澤東的一番教育開導下,他又會頓感信心倍增、一身輕松。袁文才不止一次地對人說:“毛委員真是中央才，我服了他，這輩子跟定了他！ ”這是他發自內心的一種感受和信念。當他走到毛澤東住房門口時，毛澤東的警衛員龍開富告訴他說，毛委員和賀子珍都剛出去，可能要等會兒才能回來，要他在毛澤東房間里等一等。

當袁文才走進毛澤東的房間坐下時，無意中看到桌上放著上午毛澤東在會師大會上傳達的那份六大文件。于是，他隨手拿了過來，準備細看一遍，因在這之前，他只是在柏路會議時聽毛澤東傳達過一次。當他看到中共“六大”決議案中對土匪武裝的策略規定:“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如同晴天霹靂、雨中驚雷，頓時把袁文才給震懵了。他似乎對柏路會議以來存于心底的許多疑問恍然大悟;他仿佛掉進了冰窖，頓覺寒徹肌骨。他立刻起身，對龍開富說還有些急事要處理， 就回到了自己的住處。

 柏路會議在傳達“六大”文件時，毛委員突然中止傳達宣布休息時的神情，要他離開家鄉、離開自己的部隊隨紅四軍出征贛南的真實用意，以及在這之后那些讓他難以捉摸的目光，這一切的一切，他好像已經從“六大”文件中理出了頭緒、找到了答案。袁文才無法平靜自己的心情，他無論如何不敢相信，自己一貫所崇敬所鐘愛的黨， 怎么非要將忠心于黨的事業的人置于死地呢？ “六大”這一規定，無 論于情于理，他都根本無法理解和接受。是的，自己原來是參加過馬刀隊，可具體情況還要具體分析，怎能一概而論！馬刀隊是一支綠林武裝，但綠林武裝并非都是土匪。馬刀隊以“劫富濟貧，除暴安良”的宗旨深得許多貧苦農民的響應,是一支專門與地主豪紳作對的農民 武裝。對這樣一支武裝，怎能簡單地把它劃為土匪行列？自從入黨之后，自己對黨一直是忠心耿耿，毫無二心。如今，黨卻要除掉自己，袁 文才不由得一陣寒心，一陣劇痛。

 袁文才在反思自己，究竟做了哪些對不起黨的事？沒有,確實沒有！自從入黨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黨的事業。永新劫獄,他奮不顧身；處決胡亞春,他深明大義;接受毛澤東安家茅坪，他竭盡全力；出擊湘南，他身先士卒;創建井岡山根據地，他盡心盡責； 保衛紅色政權，他舍生忘死……可這一切，不僅不能得到黨的認可,相反，黨卻不能容納自己。這世上還有什么天理公道？！還有什么是非曲直？！

 此刻,他多么想找一個人宣泄自己的情緒和怨氣。找誰呢？毫無疑問，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毛委員，他認為毛委員最了解他，最信任他,他也一直把毛委員視為兄長、當成知己、當作自己參加革命的真正引路人。可他立即又改變了主意，他想到毛委員這一路來那么辛勞，為了紅軍的生存、發展，為保衛井岡山根據地，毛委員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特別是在自己的一些問題上，袁文才對毛委員的用意似乎有了更深一層的領悟：如果按照眼前這個“六大”文件，自己和王佐都難以逃脫被殺。可為何非但沒殺，反而都被提拔使用呢？可見, 這完全是毛委員的一片苦心，他為了避免革命事業遭受損害，也是在極力保護著自己。毛委員雖然一心想幫助自己、保護自己，并且在錯綜復雜的地方土、客籍矛盾中一直竭盡全力做轉化工作，以避免矛盾激化。可這一規定畢竟是出自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大會所制定的政策，毛委員對此也無法改變。現在如果給毛委員提出這個問題,他又怎么好作出明確答復？站在黨的立場上，毛委員無疑必須擁護和執行黨的決議；而站在與袁文才個人的感情角度和實事求是的立場，毛委員必定不贊成這種做法。 這不是要毛委員承擔違背黨的決議的責任嗎？我袁文才怎么能讓毛委員為難呢？

在排除找毛澤東之后，袁文才立刻又想到了兩個人，這就是與袁文才同時調紅四軍、現任紅四軍前委秘書長的原寧岡縣委宣傳部長劉輝霄和隨袁文才一同出擊贛南、現任紅四軍軍部副官兼事務長的謝桂標。

劉輝霄是袁文才早在一九二五年接受政府“招安”時就認識的 同鄉，由于彼此間性格相通、意氣相投,久而久之便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己。而謝桂標與袁文才更是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的難兄難弟。他是在一九二四年參加馬刀隊的，爾后隨袁文才下山接受“招安”。謝桂標出生極其貧苦，革命斗爭精神十分強烈。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安家茅坪時，他積極為工農革命軍籌集糧草,協助搞好留守處工作，同年 十一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在七溪嶺、蛆頭坊、睦村等多次戰斗 中，他都身先士卒，英勇奮戰，屢立戰功。特別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攻打新城戰斗中，他連續殺敵十四人，率先沖進城內。受到毛澤東的表揚。由于他的突出表現，加之素來為人正直，辦事公正且精明能 干，深得毛澤東和袁文才的器重賞識，在一九二八年成立中共寧岡縣委的黨代會上被選為縣委委員，同年五月在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特委常委，九月份又擔任寧岡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主席。

 當部下把劉輝霄和謝桂標找來后，還未等袁文才開口說話，劉 輝霄便急切地告訴袁文才和謝桂標:井岡山根據地已失守。這消息對袁文才來說，無異于五雷轟頂、雪上加霜。他痛苦地意識到:我守山紅軍、我三十二團官兵在這大劫面前，還能生存下來嗎？井岡山根據地的貧苦百姓又將蒙受什么樣的災難？妻子兒女現在又怎么樣了？袁文才不敢想象。

 他最清楚國民黨軍的殘暴和地方反動勢力的兇狠。那是去年八月下旬的一天，袁文才派謝沖波和鄧海波前往古城偵察敵情，不幸落入謝勇余的靖衛隊手里，謝勇余對他們嚴刑拷打,要他們供出黨的組織和袁文才部隊活動去向。在謝沖波和鄧海波不予理睬的情況 下，敵人便對他們下毒手，先割耳朵、舌頭，然后一塊一塊地在他們身上割肉，最后他們倒在血泊中，流血至死。得知消息后，袁文才率部奮力搭救,但為時已晚。袁文才又立即趕到古城的西源村,一片慘狀更使他觸目驚心：整個村子火光沖天，片瓦無存，尸骸遍地，鮮血淋漓。赤衛隊員謝春光被開膛剖腹，他的腸子被掛在竹竿上，腹部被填滿石頭；赤衛隊交通員謝祥光的生殖器被割下，塞入他自己的嘴里；女赤衛隊員羅根英的舌頭被割掉，雙乳被割掉，雙手被釘在墻上，陰部被刺刀刺入;謝沖波的母親被割去雙乳和腳肚，流血至死。

 這一幕幕往事，無不激起袁文才對守山紅軍、對遠方親人的無限惦念和牽掛，他再也無法冷靜下來，同時也進一步促使他定下返鄉的決心。

 俗話說:“哀莫大于心死。”情感與心靈屢遭無情霜打的袁文才, 倍感自己的渺小與世俗那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他把“六大”決議情況向劉輝霄和謝桂標簡要敘述了一遍，隨即無奈地提出離開紅四軍返回寧岡的想法。劉輝霄、謝桂標對這位兄長是熟悉的、了解的。他們都知道，紅三十二團官兵和家里親人在袁文才心目中的分量。

對于劉輝霄來說,他深知“六大”決議案中關于土匪的規定對袁文才和謝桂標將意味著什么。他想象得出，袁文才和謝桂標為此所遭受的嚴重不安和巨大痛苦。對他們的處境，劉輝霄深表理解和同情。他自己也在為井岡山根據地的失守而深深地擔憂。此外，他不無憂慮地獨自思忖起來：“六大”決議既然規定對于出身土匪的首領要 “完全殲除”，那么，自己曾積極說服出身“土匪”首領的袁文才接受縣府招安，后來又成了他的入黨介紹人。黨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能理解嗎？能肯定自己就不受到牽連嗎？將來自己的結果又能好到哪里 去呢？這一連串的問題使劉輝霄難以理出一個頭緒。

對于謝桂標來說，“六大”決議案中關于對土匪武裝的策略規定，同樣也給他帶來震驚,他的心境同袁文才一樣苦澀。他雖然只念過兩年私塾，沒什么文化，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從不糊涂，他也為 “六大”的這一規定深感困惑和痛苦。在他心目中，袁文才既是他尊敬的上級,更是患難與共、同生入死的兄弟，他們兩心相知、情相通，都立志要干出一番事業。在許多問題上，袁文才的看法，就是他的心聲,袁文才的主張，就代表他的意見。在今天這一重大的問題上，他決定和袁文才一樣，離開紅四軍，返回家鄉！

 三個人坐在一起，推心置腹，一直交談到凌晨一點。劉輝霄思來想去，最終也決定與袁文才、謝桂標一同離開紅四軍返回寧岡老家。 他們約定簡單準備一下行裝就立即動身啟程。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情況變化，袁文才可以說毫無思想準備，他覺得思緒混亂到了極點。眼下還有一個問題在困擾著他，即要不要把自己離隊的事告訴毛委員，憑自己與毛澤東之間的個人感情，無疑應該向一直關愛、器重自己的毛委員告別一聲，否則顯得自己太不夠義氣。在這種情況下，毛委員也許能夠理解和同意。但是，如果毛委員不同意那又如何是好？而且，完全有這種可能。在毛委員不同意的情況下再擅自離隊，這不是更不夠義氣了嗎？與其那樣還不如悄然離開，袁文才決定不辭而別。

 二月二十四日，正值元宵，這是家人久別重逢、團圓相聚的重要的傳統佳節。身在他鄉、處于逆境的袁文才，被那種強烈的思鄉之情所纏繞，他不禁深深感嘆：步入軍旅生活這么些年，自己曾熬過多少個“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夜晚啊！眼下，夜已深沉，冷清清的明月掛在天空，大熊星已經斜落天邊。東固的崇山峻嶺，蒙著一層慘淡、迷蒙的月色，偶然有幾縷白云飄過，宛似一層輕飄飄的薄紗；山川沉寂，郁乎蒼蒼。初春的深夜，空氣里彌漫著陣陣襲人的寒氣。此時此刻，袁文才強烈的思念之情，更被那種內心遭受嚴重創傷后的苦澀、痛楚的情感所替代。

凌晨兩點，袁文才與劉輝霄、謝桂標趁夜深人靜之時悄悄地上路。為安全起見，他們裝扮成做小生意的商人模樣。袁文才挑著一擔竹第，里面放了一些花生之類的食品，將手槍藏于竹算的底部。劉輝霄、謝桂標也各自挑著一擔雜貨簍子，打扮成賣小雜貨兼收購土特產的“貨郎”。

 袁文才對東固一帶的地形雖然不熟悉，但他通過地圖，對周圍一帶的地理位置早已爛熟于胸。他知道東固緊靠泰和最東面的小龍鎮，而井岡山的拿山則與泰和最西面的碧溪相連。他們要返回家鄉， 就必須一直往西而行，要么橫穿整個泰和，要么由泰和經萬安過遂川再到井岡山的茨坪，因遂川的北部與井岡山整個東面相接。

由于心情原因，他們上路后一夜無話，各想各的心事。袁文才的心里在滴血，“六大”決議和井岡山失守，這兩件事仿佛一把無形的雙刃劍，把他的心刺得千瘡百孔、鮮血淋漓。

 為了避免泰和當地反動民團的盤查而帶來的麻煩，袁文才與劉輝霄、謝桂標商量，采取晝伏夜行、時而分散時而集中的辦法，并盡可能選擇偏僻的山間小道作為行走路線。從東固出發后，當晚他們翻過陡峭險峻的白云山，到達泰和小龍鎮，這時還不到早晨五點。初春的夜，顯得寒冷而漫長，離天亮起碼還有一個多小時，趁著夜色, 他們繼續往前趕路。當太陽還未爬出山坳，人們還在貪戀被窩里的溫暖時，他們帶著朝露到達了泰和的中龍，找到一戶住地偏僻的匡姓人家吃了早飯,然后輪換睡覺休息。

 當紅四軍到達東固之時，一直尾追紅軍的贛軍李文彬部也迅速向東固逼近，吉安的金漢鼎部也對東固展開攻勢。就在袁文才找毛澤東那天晚上，毛澤東正在朱德住處研究對策，他們聞知井岡山失守的消息，心里都十分沉重,而對眼前的嚴峻局勢，又甚是擔憂。他們認為紅四軍不便久留東固，決定改變原定的固定區域的公開武裝割據政策,采取飄忽不定、變幻不居的“打圈子”的游擊戰略戰術，立即向黨的基礎較好且反動統治勢力較弱的閩西進軍。

那天晚上，毛澤東深夜才回到住處，龍開富告訴他袁文才來過之事。當毛澤東看到桌上的“六大”文件時，似乎隱約地覺察到可能要發生的事情。他準備上午抽時間跟袁文才直截了當地談談這個問題。他了解袁文才,也有信心說服袁文才。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此刻袁文才已經離隊上路，他不僅與他人生當中這一關鍵性的重要轉機擦肩而過，而且為他一年后的蒙冤被殺埋下了禍根。

離開中龍后，袁文才與劉輝霄、謝桂標沿著泰和的沙村、冠朝進入到萬安的窯頭鎮。本來他們想從泰和的塘洲鎮渡口過贛江，但一則方向不對，塘洲在冠朝的北面，要多走很長的冤枉路;二則塘洲離泰和縣城太近，很不安全。所以，最后選擇從萬安的窯頭渡口過贛江，再途經萬安的高陂進入遂川縣界，又從遂川的雙橋往新江再到五斗江。經過整整七天的奔波，于三月二日凌晨到達井岡山的茨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