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湘、贛兩省政府，在對井岡山根據地進行頻繁軍事進攻的同時,采取了嚴密的經濟封鎖政策。國民黨當局布置在與井岡山區域相鄰的縣份,除由各地的靖衛團、挨戶團駐守紅白交界的村鎮，另外派駐保安團協助封鎖，控制所有的大小通道,規定凡是食鹽、洋油、布匹、藥品以及銅、鐵等與軍火相關的物資，禁止運入紅色區域，發現攜帶違禁物品的人便抓走，以“通匪”論 處。就像河道切斷了水流，割據區域的物資來源完全斷絕了。

湘贛邊界的山區因距大城市較遠，交通不便，商品經濟很不發達，完全是自給自足性的農業經濟。許多地方三天一次的逢圩，成了鄉村集市貿易的唯一場所。由于技術落后，生產力水平低下,不少地方的吃米還處于杵臼時代，只有山下的龍市和新城 一帶平原村鎮才有石碓。

井岡山的武裝割據不單是軍事斗爭，同時還有嚴峻的經濟斗爭。邊界軍民要進行與敵人“三天一小戰、五天一大戰”的武裝斗爭，就必須保障紅軍和赤衛隊、暴動隊的給養，即解決吃飯、穿衣蓋被、傷病員醫治等問題。以吃糧為例，紅四軍主力5000余將士，按每人每天一斤半米計算，一個月需大米24萬多斤。經費方面，“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需要現洋萬元以上”。

經濟的極度困難，物資的出奇匱乏，決定著紅軍的生活極為艱苦。紅軍的衣、食、住、行和醫療條件，真是困難到了極度。時為湖南省委代表的杜修經，后來回憶時曾談到這樣一件事:他第一 次上井岡山，由毛澤東陪著來到茅坪紅軍醫院看望傷病員，正遇上醫生給一名傷員截肢，根本沒有麻藥，醫生拿了木匠的鋸子就吱吱地鋸開了，傷員痛得昏死過去，他駐緊扭過頭去不敢再看。 造成傷病員“其苦更甚”的原因，主要是紅軍的醫藥品太缺，不用說重要的西藥，就是碘片、酒精都很少。

中共湖南省委曾給湘贛邊界特委來信，要他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可是恰恰相反。紅四軍的將士們和各級黨政負責，以世所罕見的耐苦精神，一方面艱難度日，另一方面艱難創業，以打破敵人嚴密的經濟封鎖。

面對經濟上的極度困難，邊界軍民并不是僅僅依靠精神的力量去戰勝，而是注重于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展開一系列發展經濟和反物資封鎖的斗爭。這些斗爭形式，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在一無所有的條件下，建起了保障根據地軍需民用的各種后勤機構。這些機構大多數是軍需小廠和作坊，加上紅四軍四個主力團的留守處和紅軍醫院，計有20余處。這里介紹幾個主要的。

茅坪紅軍醫院。創辦于工農革命軍進駐井岡山之初。初時只有醫生3人,后從附近各村招收了吳鵬飛、賴章達、陳金等郎中、 草藥醫師數人。沒有藥品，用草藥治療，設立茶山源草藥店，有5 個人專門采制中草藥。1928年5月兩次攻克永新縣城，從贛敵楊如軒師繳獲部分藥品和醫療器械，醫院發展到42人，護理人員近 60人，并有一個擔架排。院本部設在攀龍書院的一、二樓，房屋不夠，就擴大到書院左側的閻仙殿，兩處可住傷病員300多人。醫院 長曹銻，醫務主任王云霖，護士長伍輝國。

桃寮紅軍被服廠。開辦于1927年12月中旬，廠址設在桃寮的張家祠。初建時只有從民間招來的鄉間裁縫7人，以手工縫制軍衣。1928年1月初，工農革命軍打下遂川，將沒收過來的蕭家璧、 羅普權等反動豪紳的一批洋布運到桃寮，用茶梓殼灰和赤楠籽染制成灰色布縫制軍衣。同年5月下旬第二次打下永新縣城時， 繳獲6架縫紉機，被服廠擴大到60多人,廠長林善賓;工廠采用流 水作業的程序,提高了縫制效率，生產紅軍的軍衣、綁帶、帽子、 子彈袋等。

步云山紅軍軍械廠。是在工農革命軍修械所基礎上擴建而成的，其基礎是袁文才農民自衛軍的修械所。開初有謝凡經、謝固經兄弟等5人，在步云山白云寺設立小車間。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成立后,軍部抽調了 20多名安源煤礦、水口山礦機修工人出身的戰士，擴充為軍械處，任命宋喬生為處長。軍械處能修理各種槍支和迫擊炮，生產單響槍、步槍子彈和生鐵手榴彈。1928年“八月失敗”期間，從茅坪搬到茨坪。

茅坪糧庫。紅軍將士5000余人,加上黨、政領導機關百余人， 一定要有儲存糧食的倉庫，以備調配。1928年5月中旬，由軍需處籌備，在茅坪謝冠南家設立了糧庫。打土豪運回的稻谷全部存放在庫房。糧庫的管理工作人員有袁冬福、郭善俚等十余人，除了保管糧食,平時組織茅坪村的婦女礱谷篩米;有15張礱床,一般是供應糙米，很少碓米。

大隴硝鹽坊。食鹽是井岡山根據地最為昂貴、緊缺的生活物資,一般是由商販從遂川草林、永新縣城等地挑運過來，一塊銀洋只能購鹽一斤，還賣到過一塊銀洋只能購12兩（時為16兩一 斤)。為要解決食鹽的緊缺，軍需處開辦了幾個熬制硝鹽的作坊。 其中規模最大的一個,辦在大隴后街的尹家大店，由大隴鄉工農兵政府主席朱天倫負責，有2餘人。作坊用拆下來的老墻磚和墻泥經浸泡后在大鍋里煮熬。這種硝鹽雖然苦而淫口，但比長期吃不上鹽好多了。

象山庵紅軍石印廠。第二次打下永新縣城時，從敵楊如軒師部繳獲了一架油印機，運回茅坪象山庵;油印機是紅軍和地方黨最需要的宣傳器具。特委決定開辦石印廠，由特委候補常委劉輝霄負責。劉與幾名工人研制成豬油調拌的油墨，印刷各種文件和宣傳品。同年10月，邊界特委在象山庵舉辦了幾期黨團員訓練班，受訓人員學習用的講義材料,就是石印廠印制的。紅四軍主力征戰贛南前發布的《紅四軍司令部布告》，也是該廠印刷的。

二、 完成土地分配，發展農業生產。

提高紅軍給養，最重要的問題是軍糧供應。而解決這一問題根本辦法是發展農業，增產糧食。邊界黨對此予以了高度的重視，首先把著力點放在土地分配上。湘贛邊界各縣的分田，至 1928年6月中旬已普遍完成。在特委和邊界政府的切實布置下， 各級工農兵政府把工作重點放在組織農民搞好農業生產上。政府為農民調劑耕牛農具，給農民賒售種谷，組織耕種隊幫助紅軍家屬和勞力少的農民進行農田耕種。1928年，邊界各縣的農業普遍豐收，其中寧岡的糧食產量增幅最大，一般增收三成左右。享 受到土地革命成果的農民，積極回報蘇維埃，回報紅軍，踴躍交納土地稅糧。本來按中央的規定只能征收15%，而寧岡全縣按 20%征收，農民們對多收的5%毫無怨言。這些糧食相當程度地保證了紅軍的軍糧供應。

三、 辟建紅色奸場,促進物資交流。

首先恢笈、改造了遂川縣最大的圩場草林圩。草林圩是遂川 西北地區土特產品的主要集散地和日用品的中轉站，集中了 200 多家店鋪，住著600多戶人家。每逢農歷一、四、七，方圓近百里群 眾便車拉肩挑農副產品前去趕圩，是一個頗具規模的圩場。

但是長期以來，官府豪紳互相勾結，在通往草林圩的路上設立層層稅卡，進行盤剝勒索;圩上的農副產品還屢遭豪紳地主克斤扣兩、任意壓價和不等價交換等形式的剝削。

工農革命軍在痛擊遂川靖衛團并攻下遂川城后，隨即在黃坳至草林的70里路上，打掉了靖衛團五道稅卡，打擊了稱霸草林圩場的大土豪、奸商黃禮瑞，沒收了他開設的賭行和煙館;同時取消了國民黨對農民的苛捐雜稅，農民拿到圩上的一切農產品和商品不抽捐稅。紅軍這些保護中小商人和農民利益的工商政策,迅速打幵了草林圩場的局面，出現了活躍、繁榮的景象，各地前來逢圩的民眾和商販，肩挑手提帶來各種物品,人數多達2萬多人。

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又把草林圩場的成功做法移用到寧岡大隴，在大隴開辟了一個圩場。開抒之后，整個寧岡西南片的民眾，包括與之接壤的酃縣十都、大院一帶的商販，都來逢圩;圩場不再有欺行霸市的情況，許多白區的商販樂意來大隴做生意，冒著情愿被靖衛團半路截獲的危險，把根據地緊缺的食鹽、洋油、 中西成藥等帶到圩上出售。

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還在新城、睦村等地恢復了老圩場，開辦“公賣處”，將打土豪和戰斗中繳獲的一些物品拿到圩上交易，以吸引民眾。

四、自造“工”字銀洋,發行根據地的貨幣。

當年，邊界軍民使用的貨幣是“袁大頭“銀洋和銀毫子。毛澤東、袁文才等人意識到，紅色政權既然是與白色政權對抗的紅軍就要有自己的貨幣。1928年5月下旬，由湘贛界工農兵政府籌劃，決定在上井創辦紅軍造幣廠。這項工作具體由王佐負責。 造幣廠設于上井村鄒甲貴家,以一套墨西哥“鷹洋”鑄模，用上千斤重的石頭沖壓。王佐還讓工匠在銀洋上鑄了一個“工，，字，意為 工農兵的銀洋。每塊銀洋重七錢二分，銀的成分很足，不摻半點假。規定“工”字銀洋可以與“袁大頭”兌換拿到各圩場上可以優惠價買到紅軍公賣處的貨品。這是中國革命史上最早自制的貨幣。

五、 設立公營商業性的公賣處。

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政權，應該有類似“消費合作社”的公營性質的商業。根據邊界工農兵政府的籌劃，先是由新遂邊陲特別區工農兵政府在茨坪辦起公賣處，接著又在大隴開辦公賣店， 將打土豪沒收的以及戰利物品放在公賣處、公賣店出售。這樣既可以解決民間的物資困難，還有商業上的獲利。由于公賣處價格便宜于民間，買賣公平，很受群眾歡迎。此為民主革命時期最早的公營商業的雛形。

六、 開辟紅白區域的貿易線。

邊界的每個縣都盛產竹木，還有筍干、草紙、茶葉、桐油、茶 油等地方特產。國民黨軍隊在各處的水陸交通要道實行禁運，不準任何重要生活物資運進紅色區域，也不準紅區的竹木運出去。 盡管敵軍封鎖嚴密，南昌、長沙等地的一些大商賈仍想到紅區來賺錢。他們利用各種關系打通關節與紅區做生意。邊界黨根據這種情況，派人聯絡那些有背景的商賈，與他們建立生意上的往來。1928年5月起,在永新的韓江、鄙縣水口、茶陵江口、遂川戴家鋪等地，設立了竹木交易委員會，由蘇維埃政府組織做竹木生意。這些商人買通國民黨軍的哨卡，將竹木運走，也將食鹽、布匹、藥品、洋硝等重要物資運進來。

工農紅軍是靠艱苦奮斗起家的，也是靠艱苦奮斗不斷發展壯大的。井岡山軍民采取的一系列自力更生發展經濟和反物資封鎖的斗爭，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種成功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使邊界軍民渡過了經濟難關。艱苦奮斗，艱苦創業，以其顯著標志成為井岡山革命精神的重要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