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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位于寧岡的東北面,既是寧岡縣的縣城,又是從寧岡進入井岡山北面必經的咽喉重鎮,其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敵人“會剿” 井岡山的前哨陣地。
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江西軍閥朱培德在調集重兵向遂川進攻的同時,又派出國民黨贛軍二十七師七十九團王國楨一營,伙同國民黨寧岡縣縣長張開陽帶領的寧岡靖衛團盤踞在新城,妄圖以此為據點,步步逼近,摧毀剛剛建立起來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張開陽是個作惡多端、民憤極大的反共分子。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澤東率部安家茅坪之時,張開陽就蠢蠢欲動,極力主張軍事 “進剿”。他在寧岡龍市的萬壽宮主持召開土客籍士紳會議,專門研究“剿共”問題。會上,他列舉了袁文才一樁樁“罪惡”,說袁文才是綠林下山,要他走正道,吃國家糧,穿國家衣,領國家薪,可他不知好歹,結果把縣衙門的槍給繳了,還在永新繳了商團的槍,現在又窩藏毛澤東,罪不可赦,非剿不可。當時駐扎在新城的王國楨的一營兵, 是朱培德專門派來進剿的。張開陽的主張,得到了王國楨以及寧岡土籍士紳肖虎光、謝水光等人的全力支持。好在與會的客家士紳羅相臣陳述利弊極力反對,才使得張開陽的“進剿”計劃未能得逞。
自從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進駐茅坪、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以來,湘贛兩省的敵軍,除地方反動武裝之外,經常保持有幾個團的兵力圍攻井岡山,幾乎是“三天一小戰,十天一大戰”。正如毛澤東在 《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所述:“邊界的斗爭,完全是軍事的斗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面對嚴峻的武裝斗爭形勢和異常兇惡的敵人,毛澤東十分重視戰略戰術的研究運用。
一九二七年十月,當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之后, 他就發現井岡山上幾十支綠林隊伍,在“馬日事變”后,都被國民黨反動派和土豪劣紳繳了械,唯有袁文才、王佐這兩支農民武裝在國民黨的反復進剿中還能保存得完好無損。于是他就問袁文才、王佐倆人說:你們是靠什么把部隊保存下來的呢?袁、王就向毛澤東介紹了“不要會打仗,只要會兜圈”的經驗體會。他說,井岡山周圍都是大山,地勢險要,敵人從東面來,我們從西面走;敵人從北面來,我們從南面走。敵人雖然人多,但我們地勢熟,有大山作屏障,又有群眾作掩護, 敵人奈何不了我們。
毛澤東從他們這種最樸素、最基礎的經驗中得到啟示,總結出了“十六字訣”的游擊戰術,這就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 敵退我追。”
這一戰略戰術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對于開辟井岡山武裝割據、 奪取反“圍剿”斗爭的勝利乃至在漫長的中國革命戰爭中都具有非凡的指導意義。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把“十六字訣”升華為紅軍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
當毛澤東獲悉國民黨贛軍上述情況之后,對形勢作了認真分析,果斷作集中優勢兵力殲其一路的決定。他在命令寧岡縣委立即發動群眾、襲擾新城駐軍的同時,迅速率部從遂川回師寧岡,集結于茅坪。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毛澤東在茅坪攀龍書院親自主持召開了營以上干部軍事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研究如何攻打新城,徹底消滅王國楨的警衛營和寧岡縣靖衛團。與會人員發言熱烈,參戰情緒十分高漲。剛升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團長的袁文才,十分贊成毛澤東提出的“集中優勢兵力徹底殲滅敵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等戰略戰術思想。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打好這一仗,不辜負毛澤東對這支部隊的殷切期望。
在毛澤東開宗明義之后,袁文才首先發言,他說:“毛委員主張攻打新城的決策,我完全贊成,它對于打擊國民黨軍閥的囂張氣焰, 擴大工農革命軍的影響,鼓舞邊界軍民斗志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新城戰斗只能勝利而不能失敗。這就要求我們周密計劃,善擇戰機。古人說得好,'用兵之道,以計為首’,'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必為敵敗'。新城城墻高而堅固,且護城河寬又深,只有東、南、西、北四 面城門與外界相通。我建議各位要在圍繞如何分配好攻城兵力和方法上多作思考。”
緊接著,一團團長張子清、參謀長朱云卿、一營黨代表宛希先、 二團副團長王佐等先后發言,談了對攻打新城的看法和意見。
對這種民主討論式的談兵論戰方法,毛澤東頗為滿意。最后,他綜合了大家的意見,對攻打新城作了具體部署:一團的一營攻打東門,三營攻打南門,袁文才的二團一分為二,王佐帶一部分兵力攻打北門,袁文才率部分兵力分三道防線埋伏于西門外。毛澤東還特意交待袁文才,西門是故意留給敵人的一個口子,造成一個進攻薄弱的假象,其目的是要把敵軍全部吸引到西門外進行殲滅,所以,只可用少量火力攻擊,不要暴露我軍的動機和實力。袁文才深感自己這次任務的艱巨和重要。
二月的鄉村,和煦的春風吹拂著神州大地,桃樹已綻開嫩綠的新芽,青青的小草也破土而出,處處呈現出一派春的氣息。十七日下午, 位于茅坪河畔、與后方醫院相鄰的閻仙殿門口,在幾塊大的稻田地里,人頭攢動,比肩接踵,這里正在隆重召開軍民戰前動員大會。為打好新城戰斗,除部隊之外,還動員了當地的赤衛隊和群眾兩千多人參戰,并按照軍事化的建制進行編隊,形成一種眾志成城的態勢。
二月十八日,工農革命軍兵分兩路,星夜從茅坪出發。其時,雖已進入初春,但在殘月霜天的深山老林,仍感陣陣襲人的寒氣。然而,袁文才絲毫不覺得寒冷。自從毛澤東決定攻打新城,袁文才一直處在興奮之中。他對新城再熟悉不過了,在那里,他擔任過寧岡縣保衛團團長,成為控制全縣政局的一支主要武裝力量;在那里,他率部起義,成功地奪取了寧岡縣政權,使寧岡的政治局面在左派的直接控制下達一年之久。而在更早些的時候,他就曾率領馬刀隊攻過新城,那時是憑著對反動縣府和豪紳地主的滿腔仇恨和一身膽氣,其實也是一種孤軍作戰的冒險行動。而今天攻打新城,情形則完全不同,它是毛委員率領的共產黨的軍隊對反動的國民黨軍閥開展的武裝斗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一次較量。自己也從當年綠林武裝的一名首領,成為了今天共產黨軍隊的一名將領。對人生至關重要的這幾步,他感到走得很順,他認為這是有“貴”人相助的緣故,這個“貴” 人正是帶領他走上革命之路的毛澤東。他為人生有幸結識毛澤東而感到高興,同時也為自己的出人頭地而感到自豪。
“長河漸落曉星沉”,當部隊以急行軍的速度到達新城時,天剛破曉。按照原定部署,工農革命軍及所有參戰人員相繼進入前沿陣地,將新城團團圍住。毛澤東登上新城對面的棋山,坐鎮指揮。
袁文才將部隊分布在西門外的一個小山坡上埋伏起來,小山坡與西門之間是一片稻田地,當地百姓為放養鵝鴨等家禽需要,特意將這片稻田放滿水。袁文才思忖著毛澤東對這次新城戰斗的部署, 深感毛澤東用兵之妙:為何獨留西門作為缺口?而不在東、南、北門 中作出選擇呢?這是因為新城的東、南面向外延伸都是工農革命軍的地盤,北面是險山密林的七溪嶺,而出西門便是通往永新的路徑。 敵人在我襲擊之下,最有可能選擇西門作為突圍的口子,以便往永新方向逃竄,而我軍則故意留下這個缺口,使敵人在東、南、北三面夾攻之下,自以為找到一條生路,乖乖進入我軍的伏擊圈。
清晨,一陣起床號過后,王國楨的部隊和往常一樣,來到南門外的操場出操。正當敵人架好槍支、做著徒手隊列操練時,毛澤東一聲號令,頓時號聲、槍聲、鳥銃聲響成一片,敵人被這突如其來的襲擊打得暈頭轉向,顧不得取槍就亂哄哄地逃進城內,緊閉城門。緊接著東、北方向也都響起了密集的槍聲。我工農革命軍在東、南、北三個城門同時發起攻擊,城內的王國楨慌了手腳,命令他的九挺機關槍加強火力,負隅頑抗。戰斗越打越激烈,戰士們冒著敵人的槍彈,在城墻上架起了云梯,英勇地爬上城頭,倒下一批,又上去一批。這時, 一營營長員一民帶領戰士背著稻草,在機槍的掩護下,用煤油澆在稻草上,率先把東門燒開了,戰士們在喊殺聲中,奮勇沖進城內。三營在營長伍中豪帶領下,也攻下了南門。隨后北門又被攻破。工農革命軍和參戰群眾以潮水般的氣勢從東、南、北三面沖入城內,敵人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
果然,王國楨和張開陽見西門火力較弱,便立即組織殘余兵力向西門進行突圍,企圖打開西門,奪路逃往永新。可剛剛一出西門,就遭到袁文才二團的迎頭痛擊。
常言道,狗急了還要跳墻。敵軍把一線生機全部寄托在西門的突圍上,他們瘋逛地進行反擊,想殺出一條血路以求逃生。袁文才組織火力強力阻擊,一直把敵軍壓制在西門口上,堅決徹底地切斷了敵軍的退路。經一陣激戰,全殲逃敵于西門外,整個戰斗只用了半天時間,全殲贛軍一個正規營和寧岡靖衛團及縣公署的反動武裝共計六百余人,繳槍四百余支,敵營長王國楨、靖衛團團長李樹滋被擊斃,縣長張開陽被活捉。
新城大捷,是在毛澤東親自組織指揮下取得的一次大勝利,更是一次反映了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毛澤東研究制定的作戰原則的成功運用。對于袁文才部隊來說,這是對其整訓和升編后的一次實際檢驗,它顯示了袁文才部隊整訓后的巨大進步和堅強的戰斗力, 同時也表現了袁文才本人對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理解運用和出色的組織指揮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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