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把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形象地比喻成人和家的關系，說人在外勞累了就需要回家休息。而工農紅軍長途征戰之后， 也需要有一個家進行休整，這個“家”就是革命根據地。地處“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是很好的軍事根據地，于是創造羅霄山脈中段的割據，建立羅霄山脈中段的政權，為朱毛部當時唯一的工作和企圖”。 因此，保衛和鞏固已經建立的革命根據地，與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同樣重要。

 鑒于袁文才對井岡山情況的熟悉以及部隊戰斗力的不斷增強， 毛澤東多次把留守井岡山的重任交給袁文才。而在每次留守工作中，袁文才毫無怨言，盡心盡責，確保井岡山根據地的安全穩定，努力為毛澤東、朱德等領導分憂解難，使廣大紅軍將士安心在外征戰。

毛澤東率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七日在茅坪安下家后，隨即開始了沿湘贛邊界各縣的游擊活動，先后到鄱縣的水口、茶陵、遂川等地開展游擊和群眾工作。在水口，開始了我軍歷史上最早的建黨活動。每到一地，毛澤東廣泛發動群眾,宣傳革命道理，有效地擴大了工農革命軍的政治影響，為創建井岡山武裝割據奠定了基礎。直到十一 月初，毛澤東才率部回到茅坪。

在此期間，袁文才留守茅坪。他一邊整訓自己的隊伍，一邊竭盡全力幫助毛澤東的部隊解決那些亟待解決的難題。茅坪紅軍醫院雖已創建，但醫生少、條件差、藥品缺。一百多名傷病員急需治療，部分重傷員時刻面臨著死亡的威脅。袁文才派出多人訪遍了寧岡各大小鄉村，把那些醫德好、技術精的醫生聘請到茅坪紅軍醫院為指戰員治病療傷，并大力發動群眾，群策群力研究解決醫療中的技術難題, 使廣大傷病員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及時的治療。為做好后方留守處的工作，袁文才日夜操勞，積極從寧岡現有的資源中挖掘潛力，使部隊急需的糧、油、鹽以及穿衣等問題落到實處。桃寮被服廠也從生產單衣、帽子、米袋、綁腿擴大到生產子彈袋、棉衣、棉鞋等多種產品，挑起了工農革命軍被服生產的重擔。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旬，毛澤東在向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中, 建議省委批準袁文才擔任前委委員或特委委員，讓他直接參與前委或特委的領導工作。袁文才得到了黨和毛澤東的極大信任。

 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朱毛寧岡會師之后，國民黨贛軍根據蔣介石“克日會剿”朱毛紅軍的電令，加緊了對湘贛邊界的“進剿”。敵軍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帶所屬的三個團立刻出動，其第七十九團經龍源口直逼井岡山北麓的寧岡，第八十一團繞道拿山向井岡山南麓的遂川縣黃坳方向迂回，楊如軒自己則帶著第八十團坐鎮永新。 企圖趁我紅四軍剛剛立足，分進合擊，置我軍于死地。

 為打破敵軍的“進剿”，毛澤東采取“集中兵力，殲敵一路”的作戰方針進行戰斗部署：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團作為主力，在遂川方向迎戰敵第八十團，相機奪取永新縣城；毛澤東、何挺穎、朱云卿率領第三十一團，到寧岡、永新交界的七溪嶺阻擊向寧岡進攻的敵第七十九團；袁文才的任務是率領第三十二團鎮守井岡山大后方。

 袁文才深感留守任務的艱巨和重要。朱毛會師,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兵力一下子增加五倍以上，其軍事實力固然得到了大大增強，然而，在“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的井岡山，要保障部隊的給養十分困難。當時朱德部隊二千余人，湘南農軍八千余人，毛澤東的部隊千余人，袁文才、王佐各三百人。其中，朱德部隊和湘南農軍總數就超過一萬人。雖然隨后不久湘南農軍編成的第三十、三十 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團已返回家鄉，但紅四軍還有第二十八、 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團外加軍直屬的特務營、獨立營以及軍官教導大隊，兵員總數仍達五千之眾。袁文才的任務不僅要保障根據地的穩定安全，同時還要協助后勤不斷地籌措糧食和衣物，以保證部隊有飯吃、有衣穿。對此，袁文才積極出主意、想辦法。首先,將打土豪、籌款子范圍由原來的寧岡擴展到邊界的六縣，即寧岡、永新、蓮 花、遂川、茶陵、鄱縣，把這些地方的地主土豪不勞而獲的糧食繳來充作軍用。其次是發展農業生產，號召群眾墾荒種地，并采取了一系列保護農業生產的措施。由于方法得當，措施有力，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一九二八年寧岡獲得了空前的大豐收，為紅軍提供了充足的糧食。群眾踴躍挑糧上井岡達半月之久。紅軍“吃、住，主 要靠寧岡”。再就是將寧岡全縣各公產、神產、族產的糧食實行統一管理，收攏起來保障紅軍給養。

 井岡山人民至今還流傳著“朱德的扁擔”的動人故事。那是在一 九二八年冬天，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殘酷的“經濟封鎖”，造成紅軍給養和人民群眾生活的極大困難，井岡山上軍民用糧要從寧岡通過崎嶇的山路肩挑上山，走五六十里路。擔任紅四軍軍長的朱德以身作則，模范帶頭。他不辭勞累，翻山過坳，和大家一起到寧岡挑糧上山。當時，朱德年已四十多歲，工作又是那樣的繁忙，許多人勸他不要去，甚至把他挑糧的扁擔藏了起來，但朱德深感官兵一致身先士卒的重要，他托人又削了一根扁擔，并特意在扁擔的背面寫上“朱德記”三個大字。井岡山軍民為此編了一首民謠：“朱德挑糧上坳，糧食絕對可靠；軍民齊心協力，粉碎敵人'會剿”'。以此贊頌朱德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和身先士卒的高尚品德。

根據地的穩定和工作成效，有力地鼓舞了前線將士。第二十八團在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兼該團團長王爾琢指揮下，打垮了國民黨軍第八十一團，繳槍數百支，奪取了五斗江戰斗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二次“進剿”。接著，朱德、陳毅率部乘勝追殲殘敵，打敗了出城救援的第八十團，敵軍全線敗退，逃往吉安，工農革命軍第一 次占領永新，取得了朱毛會師后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的首次大捷。

國民黨不甘心五斗江的失敗，五月中旬又派出贛軍第二十七師 和第七、第九師各一個團，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進剿”。 朱德率部在澧田與永新之間的草市坳，全殲贛軍第七十九團，團長 劉安華被當場擊斃，繳槍數百支，第二次占領永新。袁文才為工農革命軍連續兩次奪取反“進剿”的勝利而高興，同時，也為自己的留守工作對前線戰斗所給予的支持而自豪。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謝氏慎公祠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寧岡、永新、遂川、蓮花、鄱縣五個縣委和茶陵特別區委及軍隊黨的代表共計六十余人。會議成立了湘贛邊界特委，這是邊界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領導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和邊界各縣黨的組織。袁文才被湖南省委指定參加特委。

 繼邊界黨的“一大”之后，毛澤東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底又在茅坪主持召開了湘贛邊界各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湘贛邊界 最高權力機關——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這是邊界地方政府最高權力機關，設在茅坪蒼邊的袁家祠。邊界政府下轄寧岡、永新、遂川、蓮花、茶陵、都縣等六縣政府。由于袁文才卓著的工作成效，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被大會推選為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其人員組成情況：

湘益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
（一九二八年五月成立）

主 席：袁文才
軍事部長：張子清
財政部長：余賁民
土地部長：譚震林
司法部長：鄧允庭

工農運動委員會

青年運動委員會

婦女運動委員會

宋喬生

肖子南

吳仲廉

毛科文

劉真胡波

彭儒

在上述人員中，張子清、余賁民都是參加秋收起義后隨毛澤東上井岡山的。

張子清，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工農紅軍的一名優秀指揮員。任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兼第三十一團團長。他曾在秋收起義受挫、部隊面臨退卻還是繼續進攻的問題上，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最終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得以形成決議。

 被毛澤東稱贊為好同志的余賁民，一九二二年經毛澤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副師長。到井岡山后，毛澤東把負責部隊衣、食、住、行的重擔交給了他，任紅四軍后方留守處處長。

 譚震林很早就是出色的工人運動領導人,他在大革命初期就參加工人運動，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后，曾先后擔任茶陵縣總工會主席、茶陵縣工農兵政府主席、茶陵縣委書記等職，在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特委副書記。

鄧允庭、吳仲廉、彭儒、宋喬生、毛科文都是參加湘南起義后，跟隨朱德、陳毅來到井岡山的。

鄧允庭早在一九——年就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后隨北伐軍進入湖南，留在家鄉開展農民運動。在湘南起義時任工農革命軍第七師師長，來到井岡山后，曾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第十 一師第三十三團團長、紅四軍留守處主任。

吳仲廉、彭儒都是有文化、有知識、有抱負的年輕女子，曾先后就讀于當地頗有名氣的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她們放棄優越的家庭條件，選擇了充滿艱辛和危險的革命之路。

彭儒少年時代就參加了湘南起義，十四歲便上了井岡山。上山 后，她先后在紅四軍第二十九團和第二十八團做黨的宣傳工作。

宋喬生在一九二八年初領導水口山工人反抗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組織獨立團并任團長。上井岡山后，任中國紅軍第四軍軍委委員、特務營營長。

毛科文在一九二八年參加宜章暴動時，曾任宜章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后在紅四軍后方留守處工作。

 肖子南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寧岡縣委書記；劉真是中共永新縣委書記，湘贛邊界第一屆特委委員；胡波也是中共永新縣委領導人之一。

袁文才深為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的成立而高興，更為各部委的人選而由衷地感到滿意。袁文才認為，他們都是黨的優秀干部和骨干力量，不僅有著堅定的革命信念，而且有著豐富的武裝斗爭和地方工作經驗。有他們的支持，他完全有信心把政府的各項工作做好。 只是，在這幾位部長當中，他們在軍內資歷或在黨內資歷上都在他 之上，這使他感到有些難為情。因此，他覺得遇事要與他們多商量, 多向他們請教，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的成立，對于推進邊界的土地革命，發展和鞏固邊界的紅色政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擔任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之職后，袁文才工作更加勤奮努力，作風更加深入扎實，表現了高度的革命熱情和責任心。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之下，他積極主動地把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的各項工作全面地開展起來。

 朱、毛會師之后，在毛澤東、朱德等的正確領導下，井岡山根據地的發展進入全盛時期。然而，由于湖南省委對形勢變化和敵我力量作出錯誤的分析判斷，軍事上又采取盲動主義的錯誤做法，從而制訂了湖南第二次武裝起義計劃。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經、楊開明攜帶省委指示信前往邊界。信中寫道：“省委決定四軍攻永新敵軍后, 立即向湘南發展，留袁文才同志一營守山，并由二十八團撥槍二百條，武裝蓮花、永新農民，極力擴大赤衛隊的組織，實行赤色戒嚴，用群眾作戰的力量，以阻止敵軍的侵入，造成工農為主體的湘、贛邊割據。”同時還提出：“澤東同志須隨軍出發，省委派楊開明同志為特委書記，袁文才同志參加特委，并指定蓮花派兩個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舊。”六月三十日到達永新縣城的杜修經和楊開明，無視當時的實際情況，不顧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多數人的極力勸阻反對，加上受杜修經、楊開明和第二十九團黨代表龔楚等人的鼓動影響，原本由湘南起義的農軍改編而成的第二十九團鬧著要回湘南。于是，造成紅軍大隊第二十八、二十九團于七月十七日從部縣沔渡出發，冒進湘南。邊界只剩下第三十一、三十二兩個團。而在這期間，已先期占據寧岡新城的湘敵吳尚第八軍第一、第二師，與贛 敵第三軍王鈞、金漢鼎五個團和第六軍胡文斗六個團，協同行動，從東西兩面進逼永新，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會剿”。

 為了保衛井岡山根據地，邊界特委決定：毛澤東率領紅三十一 團在永新城外困敵，袁文才率領紅三十二團防守寧岡。八月中旬，當紅三十一團在毛澤東的組織領導下，成功打破敵軍“會剿”之時，毛澤東又得到消息說:紅軍大隊兵敗郴州，第二十九團幾乎全團覆滅。 是為“八月失敗為此，毛澤東立即親率三十一團第三營前往湘南迎還紅軍大隊，袁文才的任務依然是鎮守井岡山。

這次留守井岡山的任務十分艱巨。由于毛澤東“永新困敵”，加上贛敵發生內江，使敵軍的“會剿”終于被打破。但永新城內仍聚集著五個團的兵力，敵軍趁我紅軍主力遠征湘南，趁虛而入，相繼占領了永新、寧岡、蓮花等地,并準備向根據地的腹地茅坪和井岡山大舉進攻。

 這時紅軍在井岡山上的部隊只有袁文才第三十二團和第三十一團的一個營，袁文才對留守部隊作了精心部署：第三十一團一營防守黃洋界哨口，王佐率第三十二團二營主要防守朱砂沖哨口，剩余的八面山哨口、雙馬石哨口和桐木嶺哨口由袁文才親率第三十二 團一營防守。袁文才還將部分兵力游擊于茅坪一帶，作為第一道防線。袁文才認為在大敵當前、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必須采用毛澤東的 “敵進我退，敵疲我打，敵駐我擾，敵退我追”這一靈活的游擊戰術原則。同時,還需用計施謀，方能立于不敗之地。他想起了《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對兵法運用的典型戰例：針對曹操熟諳“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理，孔明則采用“實者實之”之法，終使曹操在華容中計。孔明的添灶退兵之法,竟瞞過智謀過人的司馬懿。為迷惑敵人，袁文才在嚴密布防的基礎上，采用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之法。在山上插上許多紅旗，并專門組織一些人在大山里故意敲敲打打，造成一種兵力充足的跡象，結果使得敵軍一時弄不清紅軍到底有多少兵力在山上， 一直徘徊在山腳下不敢輕舉妄動。

 在每次擔任留守任務中，袁文才都會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從而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前線作戰，有效地鼓舞和穩定了軍心民心，對井岡山根據地的鞏固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